【印度想想】印度很危險？我在印度遇到的善良人們

印度近年來屢傳駭人聽聞的性侵案件，因而被認為是危險的國家。 用我現在的生活方式來說印度是一個友善的國家是沒有說服力的：因為駐印幹部的身份，我在日常交際往來的大多是受過高等教育的人，我在印度的食衣住行都被保護，可以說是隔離、孤立於大部份的印度之外。因此，我想分享我在2014年時，獨自於二個星期之間騎乘機車橫越北印度喜馬拉雅山脈的故事。

這個故事始於德里（Delhi）。

旅程的第一天是個濕漉漉的下雨天。毫無意外地，租賃的皇家英菲爾德（Royal Enfield）重型機車一碰到水就線路短路、空濾阻塞、運作不暢。我在德里的汽機車零配件集散地凱若巴（Karol Bagh）等候機車維修的時候，遇上了同樣前來租車的拉吉夫與尼爾（Rajiv & Neel）這對兄弟。我與他們的友誼開始於認識五分鐘後：在接下來的一個星期，我們會時而爭吵、時而互相扶持，完成從德里經喀什米爾（Kashmir）到列城（Leh）這段1400公里的旅程。

英菲爾德的第二次爆胎發生在晚上九點。當時我們為了避開大城市賈莫（Jammu），從森巴（Samba）直接切進山區的小路，我的機車在仁本（Ramban）附近的路段宣布罷工；此時山區道路已遁入黑夜，只剩大卡車的頭燈，伴隨著柴油引擎的轟鳴之聲，一道道地劃破峭壁與林梢，和伴隨著車輛行進揚起飛舞的黃塵，勾勒出忽隱忽現的道路邊界。

在混亂之中，一位年輕瘦削的克什米爾警察悄然現身。他在我牽著車時走在後方守護著我。十餘分鐘後，我們走到了一個道路彎折處，這裡有一小片空地，與臨著懸崖的幾幢小平房。他用溫柔的嗓音報了他的職級、姓名，雙手合十祝我平安後，就轉身步行，再度悄然沒入夜色裡。破胎是被空地旁的一位雜貨店老闆、一位鐵工鋪老闆，以及從車陣中的吉普車上跳下來的一位大鬍子老兄合力搗鼓好的。我永遠記得，當時車陣的遠方傳來引擎發動的聲音，大鬍子老兄在最後一刻成功把內胎塞進了輪胎，然後快跑跳上已經發動緩緩前行的吉普車再與他的朋友在笑鬧中和我們揮手道別的那一刻，以及雜貨店與鐵工舖老闆在合力把輪胎裝回去車上後轉身拉下店鋪鐵門安安靜靜地相伴走入黑夜的那個畫面。

凌晨一點，我們抵達了克什米爾的核心大城斯里納加（Srinagar），路邊的小夥子三人共乘一台摩托車主動接近我們一行三名外地人，一邊嚷嚷、一邊帶著我們找到下榻的旅社。

在抵達列城前的最後一段高速公路上我出了車禍：我追尾撞上了緊急剎車的尼爾的摩托車。我的車的排檔桿掉了下來，檔位好巧不巧是在最高檔五檔。在死拖活拖、勉勉強強進了列城後，尼爾去路邊一間鋁合金製品工作坊敲門，工作坊老闆父子在聽了我們的遭遇後旋即同意借放我的故障機車，還貼心的將它鍊在鐵網上以免遭竊。另一位路過、騎著皇家英菲爾德Continental GT的鬍子老兄解救了我們 – 當時我們三人坐在路邊，正在為一堆行李卻只有兩台車而苦惱。他與他碰碰作響的改裝摩托車載著我，將我們帶到一間藏族的民宿落腳。

在獨自返程回德里的第二天，我凌晨五點剛從達斯（Drass）離開，不到早上七點就因為油料計算錯誤而掛在路邊。杳無人煙的佐吉拉高速公路（Zojila Highway）風景絕美，但在我眼裡看來卻是恐怖絕倫。吸著高山稀薄的空氣，我氣咻咻地將沉重乾涸的車體推回剛剛在路邊轉角瞥過一眼的軍營。接受我求援的是一位中等身高、微顯瘦削的中年軍官。在聽了我的情況後，他不發一語、沉默地領我走過幽暗狹小的軍舍走廊，拿了一塊乾乾癟癟的烤餅給我，烤餅在冷空氣中散發微微的熱氣，烘烤著我的指頭。

軍官先生用他的職權救了我一把：他在軍營門口開了一個檢查哨，攔檢經過的車輛並要求車主分享油料給我。最後有兩位男士同意對我伸出援手 – 這兩位男士分別佔據了印度社會光譜的兩個極端，令我感到彷若整個社會張開雙臂擁抱我 – 其中一位是騎著皇家英菲爾德經典500cc重型機車，身材高壯、滿臉鬍鬚的男士，另一邊則是一位騎著疊了一大疊布疋的舊機車的瘦小男士。

在討論一陣後，軍官先生找出了一條透明軟管，由瘦小的男士施展絕活：用雙手將嘴巴與軟管攏緊在油箱口，然後用力一吹，讓油箱內的油從軟管內流到另一位老兄提供的寶特瓶裡，再用寶特瓶將汽油倒入我的油箱。我用一百盧比（約五十元台幣）換得了兩公升的汽油：瘦小的男士搭檔接受了我的金錢作為謝意，大鬍子先生則是用一句「人們在路上總是要互相幫助。」拒絕了我。

隔一天，在斯里納加留宿的我，因為車禍的傷疼痛不已而向旅社對面的藥房老闆求助。老闆是一位穿著白色小帽配淺灰藍罩衫的穆斯林；在處理我手腕的傷口前，他先試著拯救我的靈魂：在得知我沒有宗教信仰後，他不停口地說服我信奉伊斯蘭教。我趁著他去午後禮拜的時候連滾帶爬地逃回旅社房間。我從來沒有依約寄電子郵件給老闆，但那本封面上寫著電子郵件地址，由老闆慎之重之遞給我的可蘭經，至今仍擺在我的衣櫃上頭。

我隔一天又被穆斯林救了一次。因為誤判形勢，在進入賈莫市區時已是深夜，因為上一個轉彎差點因位照明不足撞上山壁而驚魂未定的我，正在塔禕橋（Tawi Bridge）上休息。一批路過的年輕男女主動趨前關心我；在得知我的當天從斯里納加抵達德里計畫後，他們直接了當地告訴我不可能，並且力邀我至他們的住所歇息一晚，明早再上路。我當下已經累到無法思考，覺得就算他們要擄人勒贖也沒差了。

後來透過聊天得知他們是一群從斯里納加來賈莫大學（Jammu University）修習牙醫的克什米爾男生。十幾號人合住在一間平房裡，無須什麼擺設，打著地舖就稱之為家了。我在半夢半醒之間和他們聊了伊斯蘭教義、克什米爾夾在印度與巴基斯坦之間的處境、以及克什米爾年輕人在印度政權統治下的欺壓與機會，他們還貼心地放了一部中文電影（一部他們不知道從哪裡找來的港片《赤裸特工》，與陌生年輕男子靠在床上看著Maggie Q的艷舞真是怪尷尬的）。隔天早上睜眼才發現人去樓空，只剩下一位年輕人靜候著我起床。他告訴我因為接下來是長假，其他人一早就啟程返回斯里納加了。後來回想，那位年輕人應該是為了照應我而放棄一天假期特別留下的。受這些不相識之人照顧若斯，因為頭腦渾沌，我竟未能留下一張合照或任何聯繫方式，至今仍感扼腕。離開賈莫之後是往德里的六百公里高速公路，一路無事，於十五小時後抵達德里。

台灣人有個總是畫地自限的奇怪習慣；在生活中或網路上大放厥詞說印度是個危險國家，一再說服身旁的人不要去印度的人，通常都是沒有去過印度或對印度不了解的人。真正體驗過印度的人通常會對「要不要去印度」這個問題抿出一道複雜的微笑，而非給出定性的「是」或「否」。

不，印度不是一個安全的國家，你不能期待雙手拿著兩簍現金在深夜的街頭漫步而不會碰上麻煩：就像歐洲有扒手，美國槍枝氾濫一樣，印度也是壞事頻傳。「危險」是很難量化比較的，巴黎、紐約與德里各自有自己的治安問題，但後者卻背負了不成比例的罵名。

我至今在印度遇到的人都是善良的，我個人認為，印度人的「壞」在於盧、拐、騙，大多止於一雙掀動的嘴皮子的這種小奸小惡。畢竟，若印度真的是個充滿惡意的國度，那該是要多低的機率，才會我讓我在13天中連續遇到那麼多善意與幫助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