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摘】《人人身上都是一個時代》:日本時代的狗狗、車牌和豪華郵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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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人人身上都是一個時代(全新增訂版)

作者:陳柔縉

出版社:麥田出版社

出版日:2016/10/6

 

狗狗的日本時代

日本幕末,一位荷蘭人的家僕帶一隻外國狗狗,從長崎踏上東瀛土地。接著一八六○年代末期,也就是明治初年,日本門戶向西方大開之際,一隻腳很長、尾巴很細、毛短耳垂的pointer獵犬,跟著牠的英國主人,移居橫濱,開始牠的東方見聞錄。

台灣因中國簽訂天津條約而開放港口,從一八六〇年底開始有外國領事到台南。茶商紛至,基督教和天主教的西洋傳教師、神父接踵而來。據筆者眼力所及,還未讀到相關資料,證明他們帶著狗兒一起東來。

但是,日本統治台灣後第三年,也就是距今一百零九年前的一八九七年九月初,一個在洋行工作、名叫「保羅」的洋人,在報紙上連登三天一則稀奇罕見的尋狗啟事。說是要找「小洋犬一頭」。大概保羅的狗不怎麼像所謂的西洋狗,廣告說了一個「但是」;「但是,白色狗狗有黑點,尾巴還被剪得很短」。當然,就像現在心急如焚的主人一樣,絕不會虧待幫忙找回愛犬的善心人士,保羅也在廣告之末表明會致贈謝禮。

登載這則尋找愛犬廣告的《臺灣新報》,是日治第一份現代化報紙,一八九六年六月才創刊。即使保羅的白狗不算是台灣第一洋犬,保羅應該還是台灣第一個刊登尋狗啟事的狗主人。

一百多年前,台灣不僅不是沒有小狗蹤影,而且還是滿布市街,很容易讓外國人感受到牠們的存在。把台灣烏龍茶輸出國際的重要英籍茶商陶德(John Dodd)曾幽默說,台灣的狗本來對洋人極不友善,會咆哮追咬洋人,但一八八四到八五年,法國軍隊占領基隆那段期間,被法軍一寵,幼犬已經會搖尾巴,「跟隨陌生人東晃西晃」了。

其實台灣土狗不僅對洋人懷抱疑懼,日本的第一任台灣總督樺山資紀六月初從基隆上岸履任,七月有一天,自己單獨在西門外散步,也曾被一群黑色台灣土狗包圍狂吠。樺山一氣,隔天就命令部下大舉掃蕩野狗。這下台灣土狗惹到的可不是手無寸鐵的英國茶商紳士,而是揮著刀的日本軍人,旋即慘遭斬首報復。

接下去幾年,日本基於衛生考慮,防制狂犬等傳染疾病,非常努力撲殺野狗。養狗既要抽稅,營救野狗還要罰錢。臺北廳並公布法令,要求家犬要繫鑑札,否則一律視為流浪野狗,撲殺勿論。

但是,野狗和家犬只以掛在脖子上的「鑑札」(執照、許可證)來區別,誤殺事件頻傳。一九○七年,終於出現一位主人,挺身為愛犬爭取正義。《漢文臺灣日日新報》指出,酒商葉瑞,住台北大稻埕日新街(今延平北路和涼州街口東南一側),他的狗領有第五百十七號鑑札。家住日新街西市的葉家狗,一朝跑到南市閒逛,捕狗大隊的日本人高野也晃到南市,報紙說,高野「乍見該犬。即從而銃殺之」。報紙沒說葉瑞傷心悲憤,抑或頗有法律概念,反正他就告官了。他跟法院主張,狗以六十錢買入,之後每天花飼料費十五錢,養了十六個月,共花七十二圓,所以請求高野應賠償他七十二圓六十錢。

狗綁著鑑札,仍被撲殺的何止葉家狗一樁,報紙說,但要求賠償的「殆百無一二焉。葉瑞可謂飼犬人中之錚錚者矣」。從葉瑞的新聞來看,上個世紀初,似乎不少台灣人會花錢買狗養狗,然而既不關在家裡,也不拉鐵鍊散步,似乎還不到現在養寵物的程度。

到一九一〇年代,台灣對遛狗還很陌生。那時有份雜誌《臺灣愛國婦人》,常登載各類國際趣聞。一九一五年有一段文章,把賣狗店說成「倫敦最奇者」,「紳士淑女偶一散步。無不率犬而行。每以金環箝其首。區區一犬。雖四五百金至千金,亦所不靳。」靳是古文「吝嗇」之意。倫敦人對狗那般大方,教台灣人很是驚奇。

一九一〇年代的台灣社會,倒已不乏飼養西洋犬的人。一九一四年,也有個姓「菅沼」的日本人登廣告尋找愛犬,說他的狗有「白黑斑」,屬「フォックステリア種」,即英文的Fox terrier,台灣稱「雪納瑞」的英國犬。

而寵若兒女的飼主也已經大有人在。葉榮鐘(一九〇〇年生,報人、政治運動家)十四歲那年,在家鄉鹿港當小藥劑生,受僱於日本人片岡醫生。片岡太太高頭大馬、圓臉有酒窩。葉榮鐘猜她大概沒有生育,「所以養一條捲毛的黑狗,一天到晚抱起抱倒」。

「店狗」也現身了,可惜不怎討喜。一九一五年三月底,春花正開,台北大書店新高堂裡,有個年輕男人正在看書。本來畫面很安恬的,老闆的狗兒卻猛然發飆,咬了這位客人的右腳踝。

在西方世界,一九二〇年代開始的兩任美國總統哈定和柯立芝,都曾公開抱著愛犬,大展笑容。一九三〇年代廣告上,時尚摩登女郎常戴著鐘形帽,和狗兒一起演出。

戰前就有「狗是奢侈的家庭動物」的說法,當時台灣是否有養寵物狗的流行,並不明顯。不過,中山北路宮前町的煤商張聰明家裡,就有一隻外國臉孔的狗,據稱是他的兒子帶回來的莫斯科犬,他們給牠取了一個洋名「Charlie」(查理)。從一九四○年左右拍攝的舊照上看,查理依偎在坐著的小主人腿邊,頷下的鐵鍊隨意橫過小主人的小腿,顯得安逸而愉快,就跟當今萬家愛犬所受的待遇一般。

台灣第一位醫學博士杜聰明在日本時代擔任高等官員,待遇優渥,他家也養狗,取名「吉姆」。和張家愛犬一樣,都取洋名。

當年,「エス」(念音同S)似乎頗流行的狗名。在台北靜修女中的刊物裡,有兩篇女學生作文談家裡愛犬,兩隻備受寵愛的狗都叫「エス」。

戰後日本還有很長時間,「エス」是日本狗界的「菜市仔名」,漫畫裡常有叫「エス」的狗狗。

從靜修兩位日籍女學生的作文也可以看出,戰前應該沒有專門特製的狗食,一般家犬常吃味噌湯泡飯,非常日本風。當然,也吃生肉、豬肉汁和家裡前晚剩下的菜。

 

車牌暗藏魔鬼

二〇一二年底,台灣的汽車車牌有很大的變化;自用小客車的號碼變成七碼,包括三個英文字母和四個阿拉伯數字,車牌因此更大了,寬度增加六公分,變成三十八公分。

台灣的汽車車牌號不是一夜就跳到七碼的,五、六十年前甚至沒有英文字母,九十幾年前,最早的車牌更只孤零零一位數字而已。一九一九年是台灣車牌的元年,那年八月底,臺北廳(含今台北市、新北市和基隆)才開始規定汽車要掛牌才能上路。

事實上,台灣在一九一二年,就開始有第一部汽車,但是,面對這隻嶄新的神速怪物,沒人想得到需要給牠掛上號碼牌。之後,一隻一隻冒出來,等到台北有十六部車的時候,車子已經惹出不少禍,撞傷了一些人,台北的夜晚也被碰碰碰的引擎巨響吵個半死,官府才驚覺,該來管管這群新品種的風速怪獸了。等一九一九年把規則辦法想出來,全臺北廳也只有二十三部車子,這也是全台的四輪汽車的總量。車數這麼少,無法想像千萬輛的未來情節,所以,車牌號碼就老老實實從個位數開始排。

我看過不少日本時代的影像,從沒看過台灣最初這一批純號碼的車牌。最典型的日治時期車牌,數字前還會有個漢字,例如「花18」、「高88」。這是一九二四年的新式車牌,臺北州(含今台北市、新北市、基隆和宜蘭)率先增加「北」字,隨後,全台各行政區的車牌漢字,新竹州、臺中州、臺南州、高雄州和花蓮港廳、臺東廳,依序定為新、中、南、高和花、東。

對任何掌握方向盤的司機來說,車牌的號碼暗藏著魔鬼。日本比台灣早三十年接受西方文明,早年汽車又幾乎進口洋物,西方人視為不吉利的十三,日本時代的車主也移植種在腦海裡,對十三避之唯恐不及。

現代車主害怕拿到有「四」的車牌,日本時代早就如此,因為日語的「四」也與「死」同音。二〇年代末,當台北的車輛番號排到六百多號,就傳出說,有二十二個號碼在人間蒸發。四二、四四、一四二、四二七,都不吉利,三四四恰是「身死死」,四二〇是「死靈」。數字九也不怎可愛,因九遇見日文,七九的念音等於哭泣,一四九彷彿撞人,四四九更似撞死,九九還是「窮窮」,運將們都會拒用。

等到一九三五年,台北的車牌早已超過一千號,來到一千四百多號,可怕的車牌應該更多了。

日本時代,汽車車牌的顏色,一九一九年一開始定調為兩款。自用車採黑底白字,這可能是當代台灣絕不可能使用的顏色組合。營業用的巴士、租賃車和計程車,則跟現在的自用車一樣,白底黑字。

古今還有一點相同,每部車的前後都要掛車牌,但掛哪個位置,並不像現在規定這麼硬,放左放右放中間,都聽任自由。

如果用日本時代的語言來說,此情種種,無不是台灣「自動車界の幼年時代の發育狀態」。

 

豪華世界郵輪初體驗

都說基隆一個月要下二十五天雨,四月四日,港邊一如往常,細雨綿綿。

有個洋人匆匆要搭船離開,一群身穿深咖啡色「蓑衣」的搬運苦力吸引住他的眼光。洋人停下腳步,比手畫腳,苦力馬上意會,脫下蓑衣賣給他。洋紳士從西裝褲口袋掏出四、五張鈔票塞給苦力,然後把蓑衣舉得高高,彷如秀出戰利品,喜不自勝,揚長而去。

苦力這一廂,也不知道手上握著這幾張外國鈔票值多少錢,隔天到臺灣銀行一換,才發現大得驚人,有十五圓,跟摘茶女一個月能拿的工錢差不多,也足夠一個中學生搭船到東京。

這位洋先生,不知其名,只知是一九三〇年參加旅行團,坐豪華郵輪環遊世界的客人。他所搭乘的Franconia,跟Laconia、Resolute、Belgenland、Australia等幾艘兩萬噸上下的郵輪一樣,一九二三到一九三三年之間,如春天的候鳥,總在二、三、四月間,輪番停靠基隆港。

不過,這群郵輪可不真的如候鳥小巧,一九二八年來的Belgenland雖然比一九一二年沉沒的鐵達尼號小了快兩萬噸,兩萬七千噸的身軀還是比當時日本的第一巨輪太陽丸大一倍,報紙不得不驚呼,「這船像一座山」。當時台灣人的大船概念,是那些遊走日本和台灣間的定期客船,但以蓬萊丸來說,也只是Belgenland的三分之一而已。二月八日拂曉,Belgenland抵達基隆,剛好也在港內的吉野丸,看起來簡直就像是Belgenland爸爸帶的小孩。

郵輪觀光團都由紐約出發,橫越太平洋,停靠四、五十個港,遊訪四、五十個城市,花一百三十幾天穿梭東半球,最後再回到紐約。每地停留時間不出一、兩天,基隆這一站,只安排一天,有鐵路專車接駁遊台北。天之將白靠岸,午後四點左右,就必須離開台北回基隆,華燈初上,即要朝下一站上海去了。

雖來去匆匆,但每一次兩、三百個碧眼金髮的洋人轟然擠進台北,依然帶給台北的春天一記另類的雷公驚蟄。

現在沿著台北市師大圍牆邊的麗水街走一趟,很難不遇上一個金髮或棕髮的年輕人。一百多年前,台灣人卻還不怎麼看得懂藍眼洋人。十九世紀下半葉,當時來北台灣傳教的馬偕牧師說,有一位住淡水的西方婦女走到街上,台灣人瞪著她,議論她究竟是男人還是女人。到一八九六年,日本統治的第二年,台灣人可能弄懂洋男洋女了,但那時台北的洋人才十一個。一九三〇年前後,全台看得到的洋人也不超過一百,他們不是洋行職員、學校教師,就是教會系統的傳教師和醫生。因此,突然有一天,兩、三百個西洋臉孔,像快閃族一般出現在台北城,無疑是八十幾年前的人文奇觀。

記者筆下的「蒼眼」、「珍客」,來自西方各國。一九三二年的郵輪Resolute 載來兩百五十多位旅客,其中美國人最多,有兩百二十三人,其他則是德國、阿根廷、捷克、墨西哥、法國、波蘭、匈牙利、瑞士、比利時等國的紳士淑女。當他們各個華服現身台北街頭,報紙形容宛如一場「人種展覽會」。年年看一次這種旅行團,記者已會比較;一九三〇年四月來的Franconia,「這回美人很多」,一九三三年來的,「老媼居多」。

愈看愈細,記者還注意到有婦女從船上帶下來「魔法壜」(保溫瓶),內裝溫牛奶。她們到鐵道旅館(舊址於今新光摩天大樓)吃中飯,面前鋪白桌巾的餐桌上,放著木瓜和柑仔,一旁傳來悠閒的小夜曲,她們「如小白兔的嘴」說:「真棒的音樂!」連她們以左手吃麵包,記者都有話要說:「因為她們是西方人,所以不會笨手笨腳。」

漂亮女生更不會錯過。除了未婚的艾莉思美到被記一筆,Ruth Elder 更是一九三二年豪華郵輪Resolute上有名的第一美人。一九二七年五月,林白成功無著陸駕機飛越大西洋之後,Ruth Elder就跳出來說她要當女林白。此話一出,大家都懷疑這位女演員藉機炒知名度,但年底,她果真跟一位有執照的男飛行員升空挑戰了。雖然,最後迫降掉落大海,仍不失為勇敢的女性,享有盛名。

一九三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清晨六點,Resolute靠抵基隆,新聞記者就聽說Ruth Elder在船上了。陪伴同行的是她的第三任丈夫小華特坎帕,也是名流,人稱其父老坎帕(Walter Camp)「美國足球之父」。Ruth Elder一生共有六位丈夫,最後一位還結了兩次婚。和坎帕結束郵輪旅行,這一年,也離緣分飛了。

另一位知名的旅客離去後,噩運也找上門。對前耶魯大學校長Arthur Twining Hadley來說,一九三〇年二月十九日抵台的澳洲號是一艘死亡之舟。

在耶魯大學近三百年歷史中,Hadley是第十三任校長。不甚吉利的十三,他卻穩坐大位長達二十二年,從一八九九年開始,帶領耶魯跨入二十世紀。Hadley校長在台北時看起來很健康,記者還拍了照放在報上。但相隔不到二十天,就傳出惡耗,病逝神戶。

一九二九年經濟大恐慌,拖帶出好幾年的不景氣,參加豪華郵輪之旅的人雖然減少,卻無礙富翁的遊興。七千圓到一萬五千圓不等的旅費,要丘陵採茶的台灣姑娘做四十年到八十年的工,才上得了船。於是,郵輪上可見的,多像耶魯大學校長這種有來頭的人物;國際扶輪社的總裁、南美的外交官、鉛筆大王、船王、律師、演員、作家,各色名人都有。

總督府非常重視這一批批的貴客,即使短短一日遊也不放過。郵輪旅客來台北,固定遊覽臺灣神社(今圓山飯店)、博物館(今館前路底的台灣博物館)、龍山寺、專賣局(今南昌街的菸酒公司,參觀樟腦製作)、植物園(今南海路的植物園,其內原有商品陳列館,展示台灣特產)各景點之外,中午一定在紅磚洋風的鐵道旅館用餐,午後總督再邀至官邸(今凱達格蘭大道上的台北賓館)辦茶話會,招待柑橘、香蕉和烏龍茶。有時在庭園擺長長的桌子,客人自由立食,有時在官邸二樓陽台放一堆小圓桌,客人居高,吃午茶,也饗台北的人情風光。

總督府禮數十足,其意不在交朋友,拚經濟、拚觀光才是目的。通常一下船,港邊就有商店專為這群高消費力的名紳貴婦設攤。吃完飯,鐵道旅館的大院子照樣擺出一大堆原住民番刀、大甲草帽、斗笠、布袋戲偶、蛇皮拐杖和珊瑚別針,瞄準洋人荷包。最後,商品陳列館磨刀霍霍,等著再刮肥羊的第三層皮。往往洋客前腳一走,後腳大家就細細碎碎計算一天下來到底賣了多少錢,比去年多,還是比前一團少。

其實,台灣各類土產中,官方推銷烏龍茶最力,但看總督臨別持贈每人六兩裝的烏龍茶兩罐,可想而知。美國從一九二〇年初開始,一路禁酒到一九三三年,逼得美國民眾以茶香取代酒精,拿走全球茶需求量的九分之一,台灣自要把握這賣茶的大好時機。

街上民眾看這群「聯合國」稀客,跟大稻埕茶商的眼神就不相同了;他們不看人家腰纏多少貫,只看熱鬧。兩百台人力車或八十部汽車,綴成一線,如珍珠滾動過街。沿途所到,何等風景?漢文的報紙用了「觀者如堵」來描寫,似乎比「人山人海」更有想像空間,更有頭擠頭的動態感。

當年的洋人大叔最熟日本三樣東西─藝妓、武士和切腹,所以在台北遇見日本藝妓,藝妓看見汽車裡的外國人,大呼不可思議,洋人卻一副熟人模樣,輕鬆打招呼──「哈囉!」

西方人生性活潑大方,有一回車隊開進植物園,正好遇見一群二、三年級的小學生在寫生,他們也是拚命揮手、猛搖手帕,逗得小孩子很開心。

又有一次,經過今監察院前,看見路口中心矗立的銅像,外國客人好奇,問翻譯那是何方神聖。臨時被抓來公差當翻譯的高商學生一下子被考倒,「啊──?」最後胡謅是「有名的總督」。其實那是總督府內一人之下的前民政長官「大島久滿次」的銅像,還好洋人不是來考選官費留美學生,否則,就等著當榜外舉人了。

匆匆熱鬧了一天,洋客人回到基隆,一步一步登船,天色也一步一步被踩黑。鑼聲傳來,舷梯收起,緊接著兩聲沉重的鳴笛,紅色大煙囪冒出黑雲,大船慢慢動起來,即將沒入海和天共張的夜幕。此時,一聲疊著一聲的「GOODBYE」卻從船上傳來。濃純的洋調,讓一九三〇年的台灣讀過一頁海上來的驚奇之後,還要忍不住噗嗤笑出來。即使,基隆總是下著雨。

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