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實貿易便捷化，開拓潛在市場：兩項提升出口的策略之芻議

去年以來，我國出口連續十二個月衰退。我國出口一向佔GDP近70% 。2015年出口較前年減少10.6%，經濟成長自然低落。目前美國與歐盟的經濟緩成長，日本緩復甦，新興市場經濟體亦僅持平。而中國經濟進入「新常態」，而且有可能「硬著陸」。WTO 2015年報告指出2015全球出口下降11%。國際經濟面臨前所未有的停滯，而歐盟與日本競相採取負利率的寬鬆政策，美國聯儲本預定升息的政策，亦暫停觀望。造成一波又一波的匯率與股市波動，反覆無常，可能影響全球經濟上升的力道。

即將上任的新政府，將面臨極大的挑戰。而百姓殷殷期望，不但要求新政府貞下啟元，開創新局，經濟上更希望能扭轉近年來實值薪資倒退的劣勢，并改善所得分配，達成世代正義。未來四年，小英政府將面臨望治心切，百事待興，百姓期許過高而政策工具籌碼有限及其功效的局限與時間落差（time lags）的潛在風險與可能的困境。本文先就出口策略，聊述己見，拋磚引玉，以就教諸前輩與先進。

目前台灣遇到的問題是全球不景氣的系統性風險（systemic risk），震央集中在中國、美國、歐洲 。系統性風險，無法事先避免。先就外溢效應而言，根據IMF估計，中國經濟成長每減低1%東協各國經濟將折損0.6%，而東亞各國則下降0.7%。中國市場如包括香港，佔我國出口近40%。但僅佔日、韓出口25%左右。所以過去過度依賴中國市場的後遺症，將使我國經濟因中國因素受創程度，比日、韓更大、更深。

過去台灣對中國出口，絕大成份是因台商投資中國所帶動。隨著中國採取進口替代，而台商就地取材的在地化加速，與紅色供應鏈的崛起，在在都將排擠台灣對中國的出口。如何尋找替代市場、分散銷路、降低對中國單一市場過度依賴的風險，誠屬重大課題。然而策略上有短、長期之分，做法上也有內在、外在策略之別。本文試就短期內，操之在我的策略，先行探討。而中、長期的策略，留待後續研究。

遠水救不了近火的自由貿易協定

目前國內難得的共識是積極爭取加入TPP。TPP十二國佔我國出口市場37%。如能順利加入，對分散市場自將有極大助益。對產業結構的調整，也有正面效益。但是就客觀情勢而言，即使申請加入的交涉，一切順利，最早也將是二、三年之後。同時關稅調降，短期內也非萬靈丹，如何因應參與TPP或FTA後的產業經濟發展進行全盤性的規劃，才能創造促進台灣經濟結構調整和競爭力提升與在全球市場的競爭力，這是中、長期的策略。看看韓國情況；韓國與美、中、歐盟與東協十國都簽有自由貿易協定（FTA）。TPP十二國中，除汶萊與越南之外，與韓國都簽有FTA，或正談判中。當2008世界經濟衰退時，中國尚提出四兆億人民幣的刺激措施，在2008-2012 保持 9.32 % 的經濟成長率，其外溢效應沒有目前之大。

但現在中國經濟衰退，目標成長率一再下修，可能創26年最低，又改採進口取代。中國市場已不再是帶動其貿易伙伴經濟復甦的火車頭，所以韓國去年出口也衰退7.9%。可見關稅的降低，僅有輔助的功效、真正決定出口的業績在於產品的競爭能力與市場的需求。後者屬外在因素，而前者則屬中、長期的技術提昇、生產力的增進、產品的優質化與市場間隔化，以及在全球供應鏈中，出口產品的附加值的提高等等，而這些措施都非一蹴可及幾可以立竿見影的。

落實貿易便捷化措施

WTO根據2013年部長會議決議（Bali Package），通過貿易便捷化法案（Trade Facilitation Act, TFA）。我國也於2015年九月正式簽字成為第十五個會員。至今年元月為止，已有66個會員簽字，加入TFA。

根據美國智庫彼德森研究所（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研究，貿易便捷化的實施，將降低貿易交易成本，可使全球貿易成長一兆億美元，創造貳仟壹佰萬工作機會，其中已開發國家將分享5700億美元，開發中國家將受惠4750億美元而增加壹仟八佰萬工作機會，而已開發國家則僅增加三佰萬。這份報告還特別指出，TFA受惠最大的對象是開發中國家的中小企業[1]。

TFA包括資訊取得（Access to Information），通關迅速、手續協調一致（Harmonization），市場開放（Access to Market），以及提高港口效率（Port Efficiency）。其中港口效率是貿易便捷化重要的一項。

根據 WTO 2015年報告，不同機構有不同的指標去衡量貿易便捷化，其中世界銀行有”Doing Business Indicator”（DBI），以及 Logistics Performances Index（LPI），OECD 有 “Trade Facilitation Indicator”（TFI），World Economic Form 有 “Enabling Trade Index”（ETI）。OECD的TFI有16項指標，最符合 WTO 貿易便捷化的目標，而且與 LPI、ETI 有高度的正相關。但與 Doing Business Indicator（成本）則呈負相關。這16項指標中，自由通行（Freedom of Transit）就佔了四項。關卡合作（Border Agency Cooperation）有兩項，其他包括產品清單自動化、進口關稅、資訊取得與透明化等。

文獻上，港口基礎設施佔海運運輸成本的重要成分。至於港口效率指標有兩大類；其一是財務指標，另一是操作指標。包括港灣指標（船舶平均等待時間，船舶平均在港時間，船舶平均靠船席時間，以及等待時間因子），以及裝卸指標（每船每小時在港，在船裝卸量，每船裝卸量，以及延人，延機製卸量）。文獻上，全球競爭力報告（Global Competitive Report）從1995年起，每年調查編製全球競爭力指數時，對世界各重要港口都有一項「港口效率」的指數，連同其他交通基礎設施佔GCI指數的12.5%。

研究文獻上，美國學者Blonigen與Wilson9（2008）運用港口資料，以時間序例1991-1993到2001-2003年將進出口貨物以HS-6位數分類，對美國375個港口與全世界1789個港口進出口資料（375乘1789），做回歸分析。再以荷蘭鹿特丹港（Rotterdam）港口效率為基準（benchmark），將世界各主要港口效率排名，其結果發現全世界前30港口中，我國主要港口基隆港排名第九，台中港22名，高雄港24名。但是1991-1993至2001年間，只有台中港的效率，有所改進。另一篇研究中，Munisamy and Danxia（2011）研究69 亞洲國家港口效率，高雄港佔 9名，台中港佔62名。台中港更有規模收益遞增（increasing returns to scale）的現象[2]。

90年代，荷蘭僅投入5.35億美元完成全「港口自動化」的改善。鹿特丹港從貨櫃下船貨  （gantry cranes）到貨櫃上卡車（stacking cranes），全部電腦操作，完全自動化，因而聞名於世，值得我國思考與借鏡。今後港口整體規劃及未來發展計畫、硬體之外，軟體設備與更新，亦應顧及。然而這樣技術的導入可能會面臨碼頭作業人員的反對聲浪，因其可能讓他們產生失業的顧慮。美國港口沒完全自動化，即因碼頭作業人員工會反對所致。過去國內曾發生高速公路採行全面電子收費後，導致原有收費員面臨失業的困境，所以推動自動化提升港口作業效率，需與碼頭作業人員磋商協調、充分溝通，以國家利益為重，尋找從業人員可行的轉業方案。

近年來，我國這三個港口貨櫃裝卸量營運不佳。2014至2015年間基隆港減少239846TEU （折合廿呎），高雄港減少328915TEU，台中港減少66379TEU[3]。當然，港口效率除其裝卸量之外，還包括其他因素，所以不能以偏概全。

除了改進港口效率之外，TFA尚包括其他多項措施，都是操之在我，可以單獨加速改進的工作。據文獻評估，TFA如能充分落實實施，將可使交易成本降低至少10%以上。文獻上，也證明港口效率的提高，佔APEC潛在的貿易增加量額2540億美元的一半[4]（註四）。可見提高港口效率在APEC經濟體中，對降低運輸成本與擴充貿易的重要。落實貿易便捷化有利市場擴充與貿易額的增長。我國極易採取措施以分享這塊2540億美元的大餅，提高我國出口貿易額度。

近來中國推行的「一帶一路」政策期盼可產生更多的經貿合作機會，在航運方面，港口服務將朝向多元化發展，為避免台灣的港口被邊緣化，台灣政府宜跟一帶一路的國家建立聯盟關係，強化港口間的合作與提升競爭力，並提供更多元的服務，譬如航運金融、航運保險、航運經紀、航運安全管理與事故調查、航運諮詢服務等。[5]。台灣景氣回升時點，除國際性外在因素之外，與這些功夫是否做足息息相關。

開拓潛力利基市場、提供利基產品

運用「動力模型」（TradeSim Gravity Model），納入現存關稅及非關稅貿易障礙等自變數。將我國與重大貿易夥伴的雙邊貿易額設定成被解釋的變數，進行回歸分析，可以推測潛在的進出口額度。其次將潛在的貿易額與實際進出口資料比較：假定潛在性的出（進）口高於實際出（進）口數據，則可進一步預測出尚未開發的市場及利基產品（untapped trade potential[6]）。雖然模型預測有其限制，其預測出的數據不能百分之百準確，但總可以指出利基產品在特定市場的潛力。這是操之在我，可以達成的目標。

就筆者所知，日本貿易振興協會與韓國開發總署，皆運用潛在的貿易量，做成政策指標，以推動出口。尤其韓國政府更責成其駐外使領館，分別劃定責任區，負責督促達成韓國與各使領館轄區出口成長的任務。如此一來，將可佈局全球，從點到面，分進合擊，達成使命。韓國後來居上已在2015年成為世界第六大出口國家，遠高於我國。

結論

我國一向以外貿帶動成長的模式，在國際經濟新趨勢之下，應循序調適（ gradualism） 。但是減低對出口的依賴，並不是壓抑出口成長，而是擴大內需、發展在地經濟，以提高國內需求佔GDP的比重。發展在地經濟與擴大外銷不是相互排斥而是「分進合擊」以「相輔相成」。而分散市場，減低對單一貿易夥伴的市場依賴，應從擴大對其他國家的出口、以 參與TPP  來減低對中國不對稱的依賴，而不是阻止既有的兩岸貿易交流，造成在中國台商的不安。

但是這些措施應全是中、長期努力的目標。短期內，操之在我，不必等待自由貿易協定的簽訂就可進行的是充分落實貿易便捷化，以爭取貿易便捷化所創造的商機。而開拓利基市場，開發利基產品，將潛在的出口市場與產品，積極開發，訂成政策目標，因地制宜並仿效日、韓做法，擬定策略積極達成目的，應是當務之急的努力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