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蔣公們告訴我的事情

還記得，這輩子寫的第一首「新詩」，就是國小校刊上面的「蔣公頌」。當然當時對於詩的理解，就是文章每一句末尾不要加標點，直接斷行，然後充滿比較多的感嘆語氣，還有像燈塔與光明，山脈與崇高，那個時代慣用的符碼，如此這般。

登出來以後，還發現隔壁是六年級學姐寫的國父頌，心想這是因為國父大蔣公小而必須做出來的安排。彼時有彼時的社會秩序，並且我們以小學生的身份安於它。

而那時候的作文跟週記裡，我們都還非常誠懇地抨擊「民×黨」的朱高正，怎麼可以跳到主席臺上罵三字經呢？沒想到多年以後，我成為了民×黨的幹部，而朱高正卻離開很久了。

同樣一直到了多年以後，我還是常常會反問自己，不管對於詩，或是蔣公，如果沒有人一點一點打開局面，單靠著我自己，有可能從那些東西之中醒覺嗎？我不敢給肯定的答案。沒有什麼是理所當然的，昨天以前不會，明天以後也未必會。

在視野與語境限定的價值半球上面，有多少人能夠自覺的看見地平線以外的理性？我們都要對自己當下相信的東西保持一定的懷疑（但不淪為虛無），這是蔣公告訴我的第一個重要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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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當我來到T大校園的時候，蔣公銅像猶在，也當然是學運份子各種行動藝術中常常演出卻缺乏主體性的臨時演員，從戴高帽到掛輓聯，戲份多元而豐富，唯一不變的就是要演出反派。

當然學長們也不斷地說應該要拆掉它，可是在那個年頭，在學校裡面或是外面，都還有更多改革的議題，推倒銅像的任務太小又太大，一時之間卻也拿它奈何。

然而在這樣的時代浪潮裡，它終究還是倒下了，那似乎是1997年的事了。不過兇手不是學運社團的學長們，而是智仁勇兼備的童軍團。他們每年都要在活動中心的中庭，蔣公銅像的旁邊，用竹木與童軍繩搭架精神堡壘，某次完工以後，大夥兒興奮地攀上銅像合照，沒想到蔣公雖儼然，基座卻早已年久失修，遂不堪眾人之重而應聲崩塌。

面對殘破的銅像，總務處的人員最後只是把殘骸打掃移除，並沒有加以修復，於是蔣公便如此悄悄地消失於T大，沉靜更勝於Angelopoulos電影的列寧雕像。

蔣公告訴我的另外一個事情是，我們無法忽視歷史裡面的偶然性，但這偶然性卻又要靠著歷史的必然性作為支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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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一次遇到蔣公，是九二一大地震之後不久。

我來到K醫就讀研究所，在濟世大樓外面，也還矗立著蔣公銅像，每天從宿舍前往教室的路上，不巧正如同那些保守派的辯護者說的一樣：「它是必經的路途」，日久遂化為生活的一部份，甚至我也曾在銅像旁邊與人擁吻過，並因此形成了教科書裡講的大腦迴路，看到蔣公就想起了舊日的甜蜜。

然而不久它也被拆掉了，這一次是校政單位一致的決定之下，啟用吊車把蔣公拔起，歷史的空洞由柏油馬路填平。

但這一次並沒有感到太多的興奮感。那個時候，才歷經了2000年的選舉，直接參與了那場改朝易幟的戰役，再之後又投身了工會的工作，時常在各種場合裡面，繼續找著國家與資本主義的麻煩。

那時候也寫了這樣的句子：「在民主化之後╱這個國家的人把銅像都推倒╱熔成輔幣╱在活絡的市場裡流通╱十年以後╱專家發現╱國民平均矮小化了╱推測是銅中毒所造成」

時代好不容易追上來了，然而我們更覺得自己要再往前走。像是魯迅要問「娜拉走後怎樣」，我們也要追問「蔣公走後怎樣」，故事以後的故事，探尋著更為基進的可能。

這是當時蔣公（被）離去的背影，所告訴我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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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再經過了幾年，時代又繞了回去，台灣原本的資本主義社會搖搖欲墜，卻是由更惡質的資本主義所取替；我們還經歷了牛奶有毒、肉品有毒以及電視有毒。然後在反政治的政治話語之中，也不流行拆蔣公了。

直到上個禮拜，才在這樣的社會情勢裡，再度看到一座蔣公被拆了。那是成大的蔣公銅像。不能否認，因為零貳社的學生們去年那場不識時務的潑漆抗爭，才讓人想起來，原來蔣公應該離去，原來蔣公尚未離去。

在這樣的時代裡面，真的，我們又該再想起蔣公了，比起上一個十年裡，似乎更為急迫。

這是最近蔣公提醒我的事情，謹以為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