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生，畢業於清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現為文學書評刊物《秘密讀者》編輯委員，並與太太開設「日行甜點文學工作室」。嗜好讀小說、寫小說，並且努力用小說的邏輯解釋世界上發生的所有事情。已出版個人小說集《暗影》、《誤遞》、《堊觀》，評論散文集《學校不敢教的小說》，並與黃崇凱共同主編《台灣七年級小說金典》。
作為對照，也是有一心向著中國的知識份子，如同戰爭期間的胡太明一樣。王詩琅的〈沙基路上的永別〉就是這樣的故事。〈沙基路上的永別〉描寫台灣主角到日本佔領下的廣州工作，並且結識了可愛的中國女子。——是的，就和胡太明在南京遇到紫媛幾乎是一樣的情節。但不同的是，胡太明終究還是求婚成功，但〈沙基路上的永別〉的男主角向女主角求婚時，女主角竟從此避不見面、辭職搬家，因為他是個台灣人，在當時中國人的眼中就等於是日本人。在中日戰爭的氣氛下，一名中國女性如何能嫁給一名日本人？小說的最後，主角沈痛地吶喊：「台灣人不是日本人，台灣人永遠是漢民族呀！」然而這樣的吶喊，終究沒有辦法改變什麼，因為決定你身份的不只是你如何看待自己，也包括別人如何看待你。將周金波和王詩琅的兩篇小說合併起來看，正好就是一個完整的「亞細亞的孤兒」的形象。
然而，台灣人只能依違在中國和日本之間嗎？陳千武的〈獵女犯〉或許能給我們別樣的啟示。這篇小說描寫被徵召到帝汶島作戰的台灣兵，在接到不人道的「抓捕土著婦女，充作慰安婦」的任務時，面臨的深刻掙扎。陳千武以其真實的戰爭經驗為基礎，寫了一系列的戰爭小說，結集為《活著回來：日治時期台灣特別志願兵的回憶》，在這些小說裡，台灣人一方面是被害者（被強制徵召），一方面又是侵略者（隨著日軍的號令行動），於是陷入了非常複雜的族群糾葛之中。〈獵女犯〉中的當地女性（諷刺地，還是一名當地人與華人混血的後裔）一開始將台灣兵當成日本人，後來感受到他和日本人的深刻差別後，反而主動求歡，但是，林兵長卻無法提起任何性慾，成了一名「無能的獵女犯」。陳千武的小說將台灣人置於族群關係錯綜複雜的東南亞戰爭中，不斷讓我們思考和周邊民族的關係。他巧妙地透過小說，將讀者置於一個更世界性的脈絡裡，去思考「我們到底是誰？」這個問題——這或許不應該交由日本人，也不應該交由中國人來決定，而應該是我們自己去想出一個答案，一個能夠在整個東亞、乃至整個世界立足，並且與四鄰融洽交往的答案。
我可以是誰？
透過以上的九篇小說，有興趣的讀者當可一窺日治時代台灣人的一些生活面向。當然，這並不完整，更立體的理解應該還要配合其他的歷史著作、文學作品和史料來閱讀。而即使我們已經讀過所有能找到的文字資料，也要時時銘記文字敘述的極限——事實上，大部分台灣人從未幫自己留下文字記錄，我們所看到的，很可能都只是整個社會的一小部分而已。
但讀過這些小說之後，我們再回頭來看李登輝這一週來引起的爭議，就會有一個更澄明的視野。我們會發現，當時台灣人的認同狀態是很複雜的。想要成為日本人的，想要成為中國人的，想要另尋出路的，通通存在，但日本殖民的事實，讓上述的每一種台灣人都無法自由地「做自己」。批評李登輝的歷史敘述是沒有意義的，因為那確實存在。但將李登輝的歷史敘述當作是「70年前台灣的全貌」，也是不正確的。
真正值得注意的是，你會發現，不管是哪一種台灣人，他們的思想和行動都有一個共同前提，那就是：他們都必須優先考慮到日本殖民體制的存在，而不是中國。中國或許可以是文化上的鄉愁、政治上的認同、生涯上的機會（如同吳濁流筆下的胡太明），但日本殖民體制對當時的人來說，才是絕對繞不過去的龐然大物，那是每天的日常生活都必須面對的東西。從這個前提來看，無論是順應、反抗還是另謀出路，70年前的台灣人都必須環繞著日本殖民體制這個中心旋轉。像「抗日」、「皇民」這些詞彙，我們現在說來輕鬆，那是因為我們早就不用面對日本殖民體制。但對當時的人來說，任何選擇都不容易，都可能帶來滿身傷痕。設身處地去想，當時的人怎麼可能料到，有一天日本的統治會突然結束？我們在對前人進行任何評價以前，絕對不能忘記這個事實。
如果你不到70歲，你可以試著回想你的人生：你目前的所有選擇，是不是也以「中華民國體制」的存在為前提來思考？不管你順應或反抗，這都是你繞不過去的龐然大物。如果十年之後，台灣突然被某個國家佔領（包括但不限於中國），後世的人在檢視你的歷史經驗時，責怪你怎麼可以不用新國家的方式來思考，你會有什麼感覺？
「幹，我最好是知道啦。」這就是我的感覺。
當我們責怪李登輝的同代人時，他們也是這樣想的吧。
重要的不是「當時」他們是誰，而是「現在」我們是誰。在這波論爭裡，許多人似乎都預設了「認同」是不能變動的東西，所以他以前是什麼，以後就一定是什麼；我現在是什麼，以前就一定要一樣。但這個想法是錯的，「認同」其實是一個動詞，一個不斷變動的狀態。人類有很強的可塑性，只要環境允許、自己有意願，理論上可以認同任何民族、任何國家，你並不會因為認同了和過往不一樣的東西就化成一灘血水。所以，如果《亞細亞的孤兒》裡面，日本人不歧視臺灣人，也許胡太明就成了日本人；如果〈沙基路上的永別〉裡，那種中國人對台灣人的排斥感沒有延續到戰後，也許台灣人就會樂意當個中國人。每一個歷史時刻的互動，都形塑了人們的fu，而這個fu會影響人們的偏好和選擇。而這也意味著，我們每個人都要為了自己的選擇負責任，我們生而在世的思想和實踐，就會是組成我們自己的主要成分，而不是血統或傳統。
而在過去一百年來，已經發生的歷史現實是，作為「亞細亞的孤兒」的台灣人，是在不斷被歧視、不斷被排斥的擠壓狀態中，領悟了唯有自己成為自己，才能脫離不斷被外人擺佈的命運。這就是台灣現在最多人心裡的那個fu。
重要的不是我們以前「到底」是誰，這是不會、也不應該有標準答案的。
更重要的是：我們以後「可以」是誰？
作品附錄
吳濁流《亞細亞的孤兒》
楊守愚〈開學頭一天〉
龍瑛宗〈植有木瓜樹的小鎮〉
賴和〈不如意的過年〉
楊逵〈鵝媽媽要出嫁〉
巫永福〈首與體〉
周金波〈鄉愁〉
王詩琅〈沙基路上的永別〉
陳千武〈獵女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