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一個用力宣傳投票的故事 看台灣的罷免不得宣傳

今年的西洋情人節，台灣人民將在睽違20年後再度行使（或忘記行使，讓制度替你投下反對票）憲法賦予的罷免權。這則新聞，前陣子更因為「不得宣傳」、「記得宣傳不能宣傳」、「不能宣傳不得宣傳」等等繞口令而引發另一波惡搞。事實上，這種種規令的荒謬及其背後被戲稱「全球最難罷免制」的我國現行制度，當然隱含著掌權者當年百般刁難、使人民參政權跛腳的意圖。

而近年來，也有不少人嫌國內選舉實在太頻繁，較大規模的選戰（如剛落幕的2014九合一大選）更是從半年到一年前，就全民媒體總動員開始關注和熱議。然而真正的問題或許是：投過了就忘了，失望了就算了，似乎成為我們面對政治人物的習慣性心態。說到底，我們只視手上的選票為表達好惡的發聲器，很少相信它是改變國家的契機，也不覺得是「收回信任」的武器。所以在此，我想談談大銀幕上的投票故事。

1988年，在南美洲的智利曾舉辦一場公投，公投內容是讓全民決定已經執政了15年的軍政府能否再延續八年的政權。當時，由奧古斯都．皮諾契領導的右翼政府施行的是獨裁恐怖統治，然而基於人民恐懼的心理，也基於對政府透明度的不信任，反對陣營大多不抱希望，認定這會是一場不公正、不公開的必敗選戰。但歷史的微光在此迸現：選舉的結果，政府以42%（贊成）：55%（反對）的比例輸掉了公投，兩年後，拱手讓出政權。

於是在2012年金馬影展，曾有一部精采的史實改編電影《NO》，說的就是智利這場公投，而且是以一個半虛構的廣告人主角，擔任反對陣營的宣傳策劃者，從他的角度來看「選情」要怎麼推動，也看執政者如何利用檯面上和檯面下的資源干擾、威脅、恫嚇反對方。當時，正反兩方在選前的27天，每天晚上各有15分鐘的電視時間可以進行宣傳，而最初政府走的是教條式的洗腦路線，反對方（主角）則摒棄傳統的「悲情控訴」手法，以陽光、希望、有朝氣的風格行銷「NO」的概念。這首先就把人民的參與心態翻轉了過來。

到選戰後期，掌權者除了用盡各種私下的小手段騷擾主角和家人，在宣傳上也開始打恐嚇牌──這一段現在的台灣觀眾看了，肯定會會心苦笑。而結果揭曉後，反對方出乎意料地拿到過半的NO選票，然而電影並不特別塑造「正義逆轉勝」的情緒，反而以主角茫然的、還無法理解自己創造了（何種？）歷史的表情收尾。這裡要凸顯的，又是無論背後的理念、格局、利益，甚至是非，選舉本身仍是一場需要投入各種資源、人力、技巧去推動（甚至影響／操縱）的競賽。

但這是否意謂著宣傳（或行銷，或廣告化）的動作本身，動搖了民主政治中選舉行為的純潔性？或選民的自主性？我想也不然。畢竟投票支持表示（思考過後的）理解和認同，而這要奠基在溝通、說服上，所以「宣傳」本身就是選舉中不可或缺的概念。再者，宣傳不只有「請把票投給我」的意涵，還有提醒受眾「記得出來投票」的更廣泛作用。我們都聽說過歐美等等民主越成熟的國家，投票率反而偏低，這會造成政策討論度／參與度降低，也會造就政治人物的怠惰。如果再考慮進制度的設計是幫未投票者都預設立場的特例（比如，投票率未過半即罷免無效），那就更沒有不催票的理由了。

在去年上映的另一部傳記片《曼德拉：漫漫自由路》中，曾有一場戲我非常喜歡，也在文章裡提過：「在曼德拉出獄後，當時儘管國際的氛圍和政府態度都已經早早轉變成對他友善的、有利的，但國內的種族衝突態勢卻是居高不下，暴力事件頻傳。在南非，長久居於領導地位和政經上層階級的白人族群其實只佔一成左右，由是不難想像從他（曼德拉）落難到翻身成為英雄的同時，那另外90%的非白人們對『前朝權貴』的怒氣，有多麼蓄勢待發。就在這時候，曼德拉選擇上電視對全國的支持者喊話，他說：『現在的我是你們的領袖，而只要我還是你們的領袖一天，我就有義務在你們做錯的時候，糾正你們。』接著他呼籲大家放下武器，抑制怒火，把這股能量轉移到接下來的選舉上：『去投票吧！讓選票成為你的武器。』

那之後，南非的黑人們在大選之日蜂擁前去投票所，開心得像是參加嘉年華。1994年，曼德拉成為該國史上首位黑人總統，自此開啟了迄今20年的新政權。」

儘管歷史告訴我們，曼德拉領導的非洲民族議會（ANC：African National Congress）在取代了白人政權後，其執政也多有問題；即使《NO》的結尾並無法告訴我們選贏了獨裁者的反對陣營，是不是就能成為稱職的國家新領導，但這兩個故事都彰顯了「參與」的重要，都讓我們看見歷史的關鍵就在選票上，都讓我們明白宣傳的必要。不論如何，只要能投票，只要願意投票，改變的機會就在，歷史的可能性就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