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必冒犯龍應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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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2月1日,以台灣文化部長身分在香港訪問的龍應台女士應邀在香港大學做了一場演講,題目是「我的台灣,我的香港」。筆者無緣躬臨其盛聆聽龍女士的演講,不過特別想向龍應台提的一個問題是:你眼中的大陸在哪裡?
 
從上世紀八十年代的《野火集》開始,龍應台在大陸知識圈就享有文化鬥士的形象;而二十一世紀以來,在大陸媒體撰文、接受採訪、出書以及發表演說,對大陸民眾而言,龍應台是來自台灣最重要的作家,有著不可替代的重要影響力。而龍應台自己也說,她「對中國大陸有著深切厚重的情感,來自命運血緣,歷史傳統,更來自語言文化」。
 
這段話摘自龍應台的名篇,《請用文明來說服我——致胡錦濤先生的公開信》,時隔多年,讀起來依然激動人心。2006年,胡溫新政泡沫已經破滅,政治輔導員出身的胡錦濤在意識形態上的僵化和守舊已經暴露無遺,中共體制一系列鉗制民間輿論的動作也激起民間強烈的反彈,而龍應台為了抗議《中國青年報》的《冰點》週刊被停刊而作的這篇文章,則把這種情緒表徵到了極致,把公眾的憤怒用最有力的文字傳播到國際輿論空間。
 
或許因為龍應台文章的緣故,中國青年報《冰點》週刊最終復刊。但總編輯撤換,《冰點》為民鼓呼的批判力至今未能恢復。而後數年,中共對民間言論的壓制有增無減。2008年末,知名作家劉曉波因為參與推動《零八憲章》,被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判刑11年,因言獲罪愈演愈烈。
 
對劉曉波的判決激發了國內和國際輿論的強烈抗議,國際上許多重要的知識分子,包括捷克前總統哈維爾、南非圖圖大主教、西藏精神領袖達賴喇嘛等都多次聯名表示抗議,要求中共立即釋放劉曉波。
 
在這個過程中,龍應台保持沉默。即使很多朋友通過各種方式傳遞消息給她,希望她能說幾句話,她依然保持沉默。在廣州中山大學的一次演講中,龍應台回應學生提問時候說到:之所以拒絕回答,是因為反對表態文化,這有悖於她一貫堅持的寬容原則。她說:「寬容是說,在你認為對的事情裡,也要留一點空間給別人,不能拿著你的對去壓迫別人表態。」
 

站在個體立場,龍應台的解釋無可厚非,自由主義拒絕道義綁架,龍應台完全有理由來拒絕就特定事件表達她的看法。正如她在演講時解釋的,如果要她回應,那麼接下來還有六四等等一系列問題,這個訴求可以一路延伸。總的來說,關於這些事件她的看法,在她的書本中都回答了。
 
龍應台的寫作當然充滿了對專制體制的抨擊,為民主辯護的感性文字。不過稍稍讓人疑惑的是,這種對普世價值的一般性表述能否替代對特定災難事件的發聲?尤其是對典型公共事件的發聲?
 
大陸知識分子,包括很多有影響力的公共知識分子,也經常對很多事件不發言。近期最典型的人道悲劇就是藏人持續自焚,大陸媒體保持著可恥的沉默,而國內大部分知識分子也選擇了沉默。
 
但是我們清楚的是,這種沉默是因為我們對風險的考量,歸根結底是一種恥辱。面對強大的壓制性體制,面對觸目驚心的人權災難,我們無法依靠空洞的價值表述來遮蓋我們的懦弱和獲得內心的釋懷。
 
龍應台曾經說,當「家國認同」的情感線和「價值認同」的理性線相互衝突時,我如何取捨?毫無猶豫,我選擇後者。
 
在這點上,一個重要的區分就開始凸顯。對身處大陸的知識分子來說,家國並不是一個可以簡單放棄的選項,「道不行,乘桴浮於海」畢竟無法適用於大多數人,對大部分自由派知識分子而言,統治集團和他們並沒有政治價值上的任何共識,但是在地理意義上,沉重的肉身卻被綁定在同一塊土地上。
 
作為個體可以輕鬆言說,可以自由呼吸的地方,就是祖國;可以選擇放棄,但是作為知識界,無論出於知識教養,還是責任倫理,總有人必須扮演這種在場角色。當祖國不自由,知識分子的使命是讓祖國自由,而不是選擇退出,因為事實上無處可退。
 
正因為處在這種缺乏自由,而又無法退出的情境中,大陸知識分子會期望像龍應台這樣有重要影響力、同樣也有華人文化認同的著名作家也能持續而一致地表達,譴責強權,為弱者嗆聲,守護共同的價值理念。在這個時候,發聲與否已經不僅取決個體立場,而是某種價值共同體中各自角色的體認。
 
但是龍應台顯然有她自己的考慮,用她自己的話說:為了讓二十年的努力不前功盡棄,她在書寫時常「不說破」,「沒有走過懸崖,是因為要靜水流深」,細水流長的影響,而不是決裂的方式。
 
這種策略性應對方式也許有其合理性,如果連貫而持續地抨擊威權體制,自然會招致反擊,那可能意味著名字無法見報,文章不讓發表,書籍不讓出版,人不讓進大陸,甚至可能株連到直系親屬,相應地,影響力收窄——這種決絕的抗爭方式,其長期效果和靜水流深的優雅抵抗,哪一個更加有效?這是一個合理的疑問。
 
不過對議題進行精心篩選,對效果進行細心計算,在某些議題上大聲抗議,在某些議題上優雅的沉默,這是人們想像中那個感性悲憫的龍應台嗎?這是那個號稱華語世界第一支筆的「龍捲風」嗎?這其實更像一個政治家的做法。
 
這時候,我們才發現,龍應台本來就是一個政治家。作為曾經的台北文化局長,作為如今的台灣文化部長,耳聞目染於台灣豐富的政治運作技巧,龍應台知道以哪種姿態來發揮她的影響力最為恰當,政治影響力和道義需要取得某種平衡,方才令效用最大化——效用,才是核心詞彙。
 
如果放在政治人士的光譜中, 近年來台灣各界政治人士,包括連戰、宋楚瑜、吳伯雄、謝長廷等都以各種身分登陸,成為大陸當局的座上賓,他們帶來的影響見仁見智,各有其辭。而從大陸民間視野來看,在兩岸懸殊的政治勢力對比中,這更像是中共統戰格局裡的某些角色。龍應台是這群角色當中的一個嗎?
 
這種角色分野,也暗合著中國大陸裹挾兩岸三地變化的複雜態勢,不同的人都會在這場變局中獲得不同的角色。這種角色分野,絲毫沒有否定龍應台的重要性,作家龍應台的作品將繼續啟蒙人性,以優雅、傷感、有調性的方式推動現代價值的傳播;官員龍應台則會在推動兩岸三地的文化交流方面做足功夫。
 
問題不在龍應台,而在於,大陸知識分子該重新審視龍應台留給大陸的玫瑰色光環了。從喊出改革已死,到圍繞革命和暴力的爭辯,大陸知識界越來越有共識的是,制度革命終究是無法回避的,威權體制是無法靠文明的語態說服的,這意味著未來必然會有更尖銳的政治鬥爭,意味著監獄和無盡的黑暗必會到來,就像台灣民主先驅們當年走過的道路一樣。龍應台當年不是台灣民主化的鬥士,今天自然不能期待她成為大陸民主化過程中的同行者。
 
因此,假如我真有機會在香港大學當面向龍應台提問,其實我只會問,最近天氣如何?因為那些有關大陸的hard questions,對強調soft power的龍應台,可能是多此一舉的冒犯。
 
 
(本文轉載自第34期《陽光時務週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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