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狗吹水】五一談罷工：為什麼台灣「罷工」那麼難？

五一是國際勞動節，英文寫成”May Day”，若問台灣人其意，可能大家首先聯想到的是「五月天」樂團，而非五一勞動節。可知，台灣社會的勞工意識勢必低落，相關認識與知識，則必定單薄可憐。

 

圖說：May Day，是勞動節不是五月天。

 

然而，就在反服貿學生318衝佔議場之後的第一個禮拜天，馬邦伯跳針的記者會，再度惹惱學生與群眾，當時，拉高抗爭的態勢成了不得不為的手段。於是，以罷課或罷工的作為回應跳針記者會的方法，開始被提出。罷課或者用委婉的停課，的確有少數學校跟系所跟進；但罷工，卻一直只聞樓梯響，不見人下來。

 

由於，歐美社會的人文社科理論與社運發展路程，某種程度是從勞工運動為主軸表現的「傳統社運」，走向工運議題之外的各項「新社會運動」，理論興味也從傳統結構主義取向走向後結構視角。此種發展，在歐美有其社會進程與道理，畢竟，發展水平與社會制度安排讓此些國家的階級矛盾獲得某種程度緩解。

 

然而，傳統理論所曾允諾的「社會解放」不僅遲遲未至，各種局部矛盾，如性別、性傾向、移民…等，卻陸續浮現。台灣社會，就在「傳統的社運與理論」尚來不及開展與實踐之時，多元奔放的新社運與「後」理論趣味，卻已悄然而至並讓台灣社會眼花撩亂。因此，當反服貿的年輕世代有人喊出「罷工」來回應跳針馬邦伯時，便知道年輕世代只知「公運」，而不知台灣「工運」長期的不堪底醞，才會誤認以為「罷工」是可成為施壓馬邦伯的武器。

 

圖說：五一的日子，常有很多國家會進行「總罷工」(general strike)，跟政府施壓。

 

 

過去，國民黨戒嚴時期，罷工是絕對禁止且可能危急性命；因此，日治時期台灣社會的罷工經驗跟慣習的傳承，就此夭折。再加上，國營事業工會受到國民黨，以及帶著工棍面具的國民黨黨棍綁架，造成此些工會長期處於閹雞狀態。1980年代的民主化時期，國營事業的工會也開始進行某種程度的自主化與正常化，但國營工會隨之陷入反民營化的抗爭之中。

 

可是，隨著民主化下各政黨的「選票」估量、再加上其行業往往處於市場壟斷或寡斷，讓國營事業工會成為看似動能最大之工會。然而，國營事業民營化潮流以局部釋股(如中鋼跟中華電信)與市場有限開放(如中油)為收結，國營事業工會就這樣成為社會崩壞之下的「工人貴族」，保守性格表露無遺。此外，工會領導權的爭逐過程中，帶著不同政黨色彩，抑或工會自身內部的派系鬥爭所產生的黨同伐異，讓國營「工會」失去著眼於階級團結(solidarity)的意義，而只顧內盼於分潤自身公司的市場獨佔或寡斷而得的超額利益，抑或內部工會幹部位置的派系分贓。

 

因此，國營「工會」成了名副其實市場既得利益者，以及公司利益捍衛急先鋒，而不思將福爾摩沙石油的工人當成自身石油行業中「休戚與共」(solidarity)的兄弟或姊妹，抑或從未考慮將民營電信工人組織起來，成為電信工會的團結基石。在此狀況之下，身為市場寡斷下的國營工人貴族，毋須為自身勞動條件的捍衛罷工，因為市場的優勢位置跟政權的籠絡，早就翦除其罷工牙齒了；當然，其更不會為同業但隸屬私營公司的工人兄弟而進行「工人相挺」的罷工。此些工會就連為利益罷工都不敢了，何能期待他們能為反服貿運動採取目前法律仍不允許的「同情罷工」（sympathy strike）呢？我看是「阿婆仔生子，真拼！」

 

圖說：「勞保照顧一生」是很多職業工會網站上許給會員的美好承諾。

 

 

國營工會如此不堪，那民營工會狀態則更是悲慘。首先，過往國民黨治理台灣之時，對於國營工人跟私營工人採取兩套治理術。國營工人納入利益統合結構的麾下；民營工人則隸屬於市場競爭的自求多福。早年，台灣經濟飆揚期，民營工人面對勞動條件提升之期待，常會利用跳槽爭取更好的勞動待遇。例如，1970年代加工區女工幾乎一工難求，勞工的高流動率成了加工出口產業的難題，為了解決女工難求之困境，天真的老闆還想出一招把女工改名為「女作業員」的更名改運偏方招數，以為利用作業員來去除女工稱號的低賤感，女工將因自我感覺良好而久待工廠。

 

換言之，台灣民營工人在面對勞動剝削的不滿之時，多是採取美國學者赫希曼（Albert O. Hirschman）的「離開」（exit）而非「不平而鳴」（voice）。再加上，1970年代，西方開始將製造部門砍掉轉化成並湧入台灣的轉包訂單，代工型的中小企業便隨之雨後春筍般增生，讓某些離開工廠之人，得以譜出一曲「黑手變頭家」的創業美夢。因此，台灣民營的受僱者內建一種「與其被剝削，不如自我剝削」，而非「拒絕老闆剝削」的意識型態，讓上班族或工人總是欠缺抗爭的意識。

 

緊接著，隨著製造業外移，後工業化的經濟轉型，帶來本地服務業的擴張，「黑手變頭家」轉成「白手變頭家」的咖啡店、早餐店…等等微型服務創業夢。鼻子摸摸離去，而非不平而鳴，成了私營部門受僱者的主要路徑選擇，似乎是一路走來，始終如一。

 

再者，中小型、甚至微型企業林立的產業結構，不僅讓工會組織難度大增，縱連此些受僱者也因身處中小企業的激烈競爭環境，公司競爭意識大於工人團結意識，在在讓工會難以組建、遑論存在，抑或採取最後的手段—罷工抗爭。

 

 

事實上，最符合西方所謂「工會」（trade union），這種把「行業」（trade）「團結/體」（union）起來概念的工會，即是台灣「職業工會」。但不幸的是，台灣的職業工會從古早年代便淪為辦理「勞保」業務的工會。早在，1950年代，台灣社會出口導向工業化確立之前，農村開始有間歇性的閒置無業勞力向都市邊緣湧去，並淪為處境堪憐的散工。在當年國民黨政權的戰時戒嚴狀態時空中，散工隨時可能因工傷而落入處境堪憐狀態之外，更會因此成為社會治安的星星之火，馬虎不得。

 

為此，國民黨政權在1950年代便頒佈「勞保條例」，讓「無一定之雇主」得透由職業工會之加入，取得基本的勞保工傷等基本保障。此後，林立的微型企業、自雇自營者、自由業者...等等，便紛紛透由職業工會以取得勞保的基本社會保障。職業工會，至此便淪為勞保工會的代名詞。對職業工會的會員，罷工，不要說沒聽過，現實上也不可行啊？！

 

一路看來，「罷工」在台灣，就像馬邦伯一樣，要見一面總是非常的難。就在下筆的此刻，英國鐵路海運交通工會(RMT)宣佈，英國倫敦地鐵工作人員正在持續星期一到星期三的48小時罷工。罷工之時，也幾乎鮮少聽聞指控罷工會造成消費者交通不便、甚至冷血的畜牲叫火車從握軌工人身上碾過去的說法。由此可見，台灣鎖國化情形嚴重，不僅內建「合理非非」的公運抗爭手段鎖國化，縱連傳統社會運動的主角跟戲碼—工運跟罷工，都跟世界脫鉤。可見，台灣的問題從來不是「暴力」，而是過於「非暴力」，不是「不理性」，而是太過「溫和理性」啊？！

 

圖說：「反低薪、禁派遣」是今年的五一勞工遊行的主軸，跟總體蓬勃公運的訴求相比，整個遜掉(取自自由時報)。

 

下次切記，不要想用「罷工」作為對台灣政府施壓要脅的嗆聲說詞，因為這真的只會被馬邦伯及其政權統治者訕笑啦！端看，受到服貿跟兩岸各項自由經濟協議衝擊最劇的勞工界，終在今年五一有場姍姍來遲的大遊行，但看見以籠統訴求跟層次低的「反低薪、禁派遣」為遊行主軸時，便知道這樣的工會運動，比起318太陽花運動絕對low一百倍啦？！畢竟，年輕世代的公運都已經上綱到馬邦伯跟國民黨的政治層次進行對決了，工運還圍繞在派遣跟低薪的技術層次打轉，這不是low，啥米才是low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