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少罪惡假「反共」之名而行

最近十二年國教課綱「微調」事件鬧得沸沸揚揚，對於此次「微調」已經有許多台灣史學者指陳其中的問題，學大氣科學的教育部主任秘書王作臺也跳出來為課綱微調護航，王主秘說現行的歷史課綱對於國民政府過於嚴苛，因此，將「白色恐怖」的單元調整為「反共政策與白色恐怖」，說明了兩者的關聯。雖說王主秘與這一回的課綱調整小組召集人王曉波同樣不具備歷史專業，但現在是一個多元開放的社會，任何人都可以議論歷史，但前提是尊重史實，更何況，王主秘身為最高教育主管機關的機要秘書，一言一行更代表了官方立場，因此，針對王主秘的說法，我們自然有必要深入探討與商榷。

關於現行課綱對於國民政府（其實應該是國民黨政府或是中華民國政府，國民政府乃是中華民國憲法實行前的說法）是否過於嚴苛的問題，我想王主秘既然是把「嚴苛」二字放在白色恐怖時期的脈絡下來評價，那勢必得從國民黨政府在白色恐怖時期中的作為來看。戰後台灣之所以會出現白色恐怖時期，乃是因為國民黨政府在這一段期間製造了許多其實是冤、假、錯案的政治案件，連情治人員谷正文都認為95%以上的案件都是冤枉的，曾是調查局成員，後來同樣成為政治案件當事人的李世傑也說，政治案件幾乎百分之一百，無一例外的，是假案、冤案。政治案件的數量多到沒有一個準確的數字，但保守估計受害當事人超過萬人，這還不包含受到牽連的家屬、朋友，目前檔案管理局收藏的政治案件檔案就以萬件計。請問教材中有如實呈現出這樣的白色恐怖嗎?而這樣的白色恐怖正好就與王主秘所說的「反共政策」息息相關，從此一史實來說，現行課本對於國民黨政府非但沒有過於嚴苛，反而過於寬容了。

1949年中華民國政府遷台後，蔣介石為了鞏固自身的國民黨政權，透過戒嚴令、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檢肅匪諜條例、懲治叛亂條例等法令，搭配嚴密的情治特務系統，在「反共」大旗的掩護下，以「肅清匪諜」為名在1950年代的台灣社會撒下天羅地網的白色恐怖，製造出以萬件起跳的政治案件，許多無辜者只因為讀了執政者認為不妥的書籍，寫了篇議論時政的文章，或是討論不該討論的事情，甚至什麼也沒做，只因為被其他人供出來就被連夜抓走監禁刑求逼供，幸運者獲判有期徒刑，有生之年還能走出監獄與家人相聚，運氣差者在蔣介石大筆一揮「處以極刑可也」、「應即槍決可也」、「判處死刑可也」、「應判死刑」、「改處死刑」等幾個字後就命喪黃泉，「不信蔣公，不得活命」成為政治犯的真實寫照。

在「反共」的大旗下，掩蓋的是蔣氏父子為了鞏固政權，打擊異己的藉口。

1950年代《自由中國》雜誌發行人雷震，因為發表鼓吹民主自由、政黨政治、抨擊黨國體制等「諫言」，而被依莫須有的「為匪宣傳」、「知匪不報」罪名判刑十年。著名作家柏楊因為翻譯「大力水手」漫畫，遭質疑暗諷蔣氏父子，被以「打擊國家領導中心」判刑十二年。台灣青年白雅燦因為質疑蔣經國的財產，而被依「違反基本國策（按：即反共），意圖以非法之方法顛覆政府」判處無期徒刑。 這一類假藉「反共」之名所製造出來的政治案件案不勝枚舉。

學者李筱峰將政治案件分成對校園師生的整肅、親共或左翼思想案件、台獨案件、對原住民菁英的整肅、政治權力鬥爭、情治單位內部鬥爭、對民主運動的整肅、對文字言論媒體的控制、對海外留學生的整肅等幾類型，這九大類型的共同特色便是對執政當局有所「異議」，因而就被認定對統治者有所威脅，因此必須加以隔絕或剷除，若是將今日社會大眾對馬總統的批評言論放在白色恐怖時期來看的話，光是說出「Bumbler」一詞就足以讓你被抓去槍斃了。

在「反共」的大旗下，反共政策的影響力不僅在於打壓異議言論，肅清所謂的「匪諜」，更要防範於未然，最好的方式就是從教育著手，因此，小學生的國文課本會有一課是「李明失蹤了」，述說連國民黨政府自己都無法證實的「共匪暴行」，殊不知許多老師與同學卻因為「批評時政」而上演真實的「失蹤記」。「打倒共匪，光復大陸，解救大陸同胞」成為反共年代小學生朗朗上口的課文結語與作文題目，許多小朋友從小就養成「政治正確」的好習慣，不忘了在任何題目作文的ending加上這段話，台灣未來的主人翁便在這種反共教育下被洗腦了N年，獨立思考的能力就這樣為了「反共」之名而被扼殺了。

將「反共」大旗無限上綱的結果，導致任何可能與「共匪」沾上邊的人事物都會遭殃，對於特務人員來說，抓匪諜既有獎金可領，又能鋪平升官之路，因此，寧可錯殺一百也不願放過一個是必須奉行的金科玉律，在這種扭曲變形的時代氛圍中，也鬧出不少「笑話」。例如白色恐怖時期最有名的「笑話」，其中一則是國民黨政府特務到某匪諜嫌疑人家中搜索，遍尋不到叛亂證據，好不容易找到一本《湯姆歷險記》，就認定該書為叛亂證據，理由是該書作者為「馬克吐溫」，名字有「馬克」必定與中國共產黨思想指導「馬克思」有親戚關係，這就是叛亂證據。這則今日看來無比荒謬的「笑話」，代價卻是當事人換來七個月失去自由的管訓。

「反共政策」主導下的白色恐怖時期，除了製造無數的政治案件外，也在台灣構築了一套嚴密的監控系統，透過郵電檢查、新聞圖書管制、政工體系等方式，徹底剝奪台灣人作為一個自由人的權力，人人心中都有小警總這句話，貼切地說明了白色恐怖時期國民黨政府對台灣人民與社會的控制，已經使得台灣人成為驚弓之鳥，自我審查自己一切的言行。 

有部分人士像王主秘一樣認為現在台灣社會對於國民黨政府在白色恐怖時期的評價過於「嚴苛」，前行政院長郝柏村的一席話可以說是集大成，他說：

「如果沒有過去的戒嚴，就沒有今天的自由民主，媒體往往顛倒因果；白色恐怖手段雖然嚴厲，雖不免有人因私人恩怨出現冤案，卻是為了消滅潛伏在台灣社會的共黨份子，這不是戒嚴的政治錯誤。」

這種典型的說法，就是將國民黨政府在白色恐怖時期所製造的政治案件，歸因於「必要之惡」，並以此推論出若當時的政府沒有採取這些必要的手段，那台灣將會「赤化」。筆者猜想，課綱修改小組最終的目的便是要將這樣的觀念灌輸給莘莘學子們，造就「沒有白色恐怖的嚴厲手段，就沒有今天安定的台灣社會」這種反動論述。這種將普世人權放在政權穩定之下的論述，充分凸顯出台灣社會雖歷經民主運動數十載，但威權統治教育所帶來的錯誤觀念依舊深植人心。

王主秘所言甚是，課綱中確實應該討論「反共政策」與白色恐怖之間的關係，因為白色恐怖的起因正是因為蔣氏政權將「反共政策」無限上綱所造成，「反共」成為蔣氏父子鞏固政權的「遮羞布」，多少「罪惡」不是假「反共」之名而行。如果是要讓莘莘學子知道導致白色恐怖背後的歷史脈絡，那「反共政策」是該好好談談，但如果只是想藉由「反共政策」來幫國民黨政府一手主導的白色恐怖擦脂抹粉，說句不客氣的話，真得是台灣之恥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