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週日想想】戰爭、「活下去」與善惡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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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一個生活在四季不分明的亞熱帶國家讀者如我,任何有關春夏秋冬的的主題都挑不起我的興趣。我們其實很難感受舒伯特的「冬之旅」除了蕭瑟之外還想傳達什麼,也很難體會柴可夫斯基寫出「冬之夢」時,除了華美音符外,到底夢見了什麼東西。

是以有一些書,如果不是因為特定的機緣,其實是不太會特別去看的。比如要不是看了宮崎駿的動畫,應該不會特別去讀堀辰雄的《風起》。總覺得這種以自己和大自然相處一年四季的作品,或許和梭羅的《湖濱散記》一樣,有點喃喃自語的成分,缺乏情節,只有在文學系開設的基本文學課程中,才有機會偶然囫圇吞棗的一讀。就像高中時英文課本上金恩博士(Martin Luther King, Jr)的演講一樣,不久之後就被遺忘的一乾二淨。這些作品都是大時代的反省之作,但過去我們閱讀時只強調唯美、或者強調文法單字,而忘記作品背後的時代意義。我們都忘記問自己,什麼樣的時代,導致這樣的作品受到歡迎?

上週寫下「宮崎駿與時代精神」後不久,好友來鴻,質疑我沒有用漢娜厄蘭(Hannah Arendt)「平凡的邪惡」(banality of evil)概念,去看待堀越二郎在戰爭與造飛機之間的關聯與責任。他認為「不管戰爭,只想做出最好的飛機」只是堀越二郎合理化自己為戰爭服務的藉口。收到信時,我正在讀堀辰雄的《風起》這本小說,發現「風起」的動畫電影其實不是堀越二郎的故事,而是宮崎駿自己融合飛機製造者與唯美派作家小說故事的創作。

因此,與其說這故事是在講「零戰」的發明者堀越二郎,不如說是宮崎駿藉著創作,在講述自己對於戰爭的立場。經歷戰爭的他反對戰爭的立場很鮮明,但他也承認,自己常為了戰爭責任的事情,和父親爭執。宮崎駿的父親在戰爭時投資了一家軍需工廠,生產飛機零件。戰後因為囤積了很多金屬,而意外在金屬其缺的年代因為製造鋁質餐具而發了一筆橫財。

戰爭對於他的父親而言,是天高皇帝遠的事情。他們只是為了「活下去」而找到各種理由在戰爭與戰後年代中鑽營,捲入戰爭即便愚蠢,畢竟是高層的事情,他們也沒辦法。撰寫《昭和史》的民間學者半藤一利就認為,這種情緒因為戰後冷戰體系穩定的需要,被美國佔領軍所鼓勵,甚至在廣播電台被宣傳,而成了當時日本一般民眾主要的意識形態。宮崎駿本身反對戰爭,但從父母一代的身上,找到了這種情緒;他也將這樣的情緒,投射到動畫中的人物裡。

動畫中堀越二郎為造飛機找理由、小說中的堀辰雄明明處在戰爭年代中卻絕口不提戰爭,每天只寫春夏秋冬中曾經擁有的愛情。正證明了因為各種理由而需要在那個年代中勉強「活下去」,是同時代者所追求的目標,即便姿勢常常有點醜陋,有點「平凡的邪惡」(必須承認,的確是因於這樣的情緒,才會將日本帶往毀滅性的戰爭之路)。

對於1941年出生的宮崎駿而言,他成長期才因為智識教育而建立的反戰立場固然堅定,但看見自己父母一代對於戰爭的態度,難免對這種絕決的信念造成衝擊。因此在動畫中,才會到處看見主角們對於戰爭的叨唸與順服。這個經驗確實促人反省,正因為人本身的複雜,是以當我們企圖斷言邪惡,才會變得如此困難。

這樣的敘事,讓我想起角田光代的小說《樹屋》。戰爭時期有許多人,對於戰爭體制充滿不適應,而選擇了逃亡。從後來的經歷而言,後人很難斷言,到底是逃亡比較勇敢,還是留在體制內比較勇敢。角田光代藉著筆下的主角的話:「如果心裡知道自己是在逃,就不是那麼糟糕的事。不是只有挺身對抗才了不起。」來突顯這種逃避與面對之間的尷尬。

同樣在戰爭中試圖「活下去」的,像是前陣子很受歡迎的「糸子的洋裝店」的主角糸子。她為了保護家中的生財工具裁縫機不在這場愚蠢而犧牲無數的戰爭中被沒收,和接了軍服生意而發了裁的隔壁鄰居商請製作軍服的代工。這樣的做法是迎合戰爭?還是討厭戰爭?即使現在看來,似乎也很難決斷。

其實這些事情,不僅僅發生在日本,也發生在我們所處的台灣。宮崎駿的父親,和我的阿公年齡相近。他們所曾經歷過的戰爭、躲轟炸,也是我阿公那一代台灣人所曾經共同經歷的災難。我已經沒有機會問阿公當時的心情,但我相信那場戰爭以及其後所發生的一連串大時代悲劇與認同錯亂問題,其實徹底改變了他的生活,儘管他不一定能像讀書人那麼銳利的察覺並描寫出來。對我的阿公與阿嬤來說,在那個時代裡,想辦法「活下去」才是最重要的價值;而反省或者思考戰爭的傷痕或責任,則是因為阿公阿嬤努力活了下來,才有機會學習智識的我爸和我這兩代人的責任。

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