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反送中運動從6月12日爆發激烈的警民衝突之後，連續兩個多月以來就不曾間斷。武器裝備所帶來的各宗流血事件，包括用布袋彈擊中一名女子的眼睛、在地鐵站的密閉空間射擊催淚瓦斯彈等等，難免引發了人民對警察的仇視與憎惡的情緒，甚至用「黑警」稱之。當許多人民在怒吼「警察不是要保衛市民的嗎？為何會攻擊無辜的人民？」時，香港政府指責示威者是「暴民」，也有一些言論支持警察的武力鎮壓是服從命令、依法取締、維持安寧。

那是一個溫暖的午後，我與曉玲約在學校的輔導室晤談。曉玲今年十四歲，和男朋友發生性行為而被學校通報。此時此刻，坐在晤談室裡的她，眼睛寫滿惶恐和緊張，似乎對與男朋友間的戀愛關係演變成如此大的事件感到不知所措。這份壓力排山倒海而來，加上對事件未來發展的恐懼，最終使她忍不住哭了出來。

社群媒體管道發達　兩小無猜案件有增無減

日本的危險逼車事件頻傳，日前在連結了千葉縣、茨城縣與福島縣的常磐高速公路上，就發生一起43歲男子宮崎文夫惡意對一名24歲男子逼車後又痛毆對方的惡行，警方於8月18日抓到加害人，但逼車駕駛已是一項嚴重的社會問題。

日本把逼車行為稱作「あおり運転」，「あおり」（煽り）原是指強風吹向樹木或建築，使其晃動甚至損壞的情況，這裡指的是煽動、挑釁，「あおり運転」便是指充滿挑釁情緒的駕駛行為（運転）。這起常磐高速公路發生的逼車事件，受害者也摸不著原因，宮崎文夫所駕駛的車就突然切到他的前方不斷蛇行且急煞，停車後與宮崎同行的女子拿出手機朝他錄影，宮崎走向被害者的車窗前，向他揮拳，導致他的臉部，手部都受傷。警方後來發現宮崎文夫在日本各地都造成過危險的逼車駕駛。

反《逃犯條例》修訂（「反送中」）運動進入八月後有明顯激化對抗的趨勢，原因無他，始自7月29日北京港澳辦以「止暴制亂」表態支持強力鎮壓所致。現在香港警隊極不受市民信任，特區政府繼續忽視主流民意、倒行逆施，企圖以減稅、派錢等經濟手段解決政治問題，可謂進退失據。因此如何界定當前「反送中」運動的性質，不僅是一個在認識論上的澄清，也有助於我們判斷抗爭未來的走向與可能結果，有其重要性。

現今回想起來，1960年代的日本社會似乎縈繞著詭譎不安的氣氛，兩部爭議性的短篇小說發表後，發生了兩起恐怖的刺殺事件。上述事件顯現出政治猥褻和詆毁天皇的言論尺度極限，這兩個領域不容許任何挑戰，誰有膽量叫陣，就得付出慘重代價。在那個時點，深澤七郎《風流夢譚》和大江健三郎《一個政治少年之死》，正扮演著探觸這道界限所在的先行者。

諷刺的前奏

香港「反送中」抗爭已經踏入第11周。香港「民間人權陣線」（民陣）於8月18日在銅鑼灣維多利亞公園號召了上百萬人參與集會，要求香港政府撤回《逃犯條例》修訂及成立獨立委員會調查警民衝突。

長期以來，台灣各界對香港人的印象，就是「政治零分，經濟一百分」的「經濟動物」。曾幾何時，香港人（尤其年輕人）已經把對港府和北京當局的抗爭，視為家常便飯。這種巨大轉變，與中國的治港失敗和誤判有絕對的關連性。

長期以來，香港一直是進出中國大陸的經貿門戶，世界各國投資中國，有將近六成透過香港，主因在於香港的國際金融地位和英國留下來的獨立法治精神；同時，中國也透過香港汲取極大的經貿利益。1990年代開始，國有企業在香港市場籌集資金，用來發展在香港的經濟影響。當前，香港在銀行、地產和電信業都顯示出中國巨大的影響力。

然而，當中國在香港影響力愈大，香港民眾對於北京的焦慮感也愈來愈重；從2014年的「佔中運動」，到今年的「反送中」抗爭，隨著一場場反政府示威活動在香港的不斷升溫，雙方都採取了愈來愈極端的態度，難以在抗議者和中共之間找到一條走向和解的道路。

7月底的關西，梅雨季已經結束而進入炎炎夏日，三十幾度的高溫讓人感到窒息，但接近中午的新大阪站，新幹線第20號月台，卻湧入大量旅客，每個人引領期盼，似乎在等待什麼。

十一點多，一列粉紅色的列車準時抵達新大阪，眾人也拿起相機與手機，拼命拍攝列車，小朋友們更是興奮，完全無懼炙熱的陽光，擠到列車的前端合影。自2018年6月30日開始，這幾乎是新大阪20號月台的日常了，他們拍攝的，其實是JR西日本與三麗鷗合作的Hello Kitty彩繪新幹線。

塞班島淪陷

一九四四年七月，美軍進一步靠著壓倒性的航空武力，從日本手中奪取了塞班島。由於塞班島淪陷，日本本土進入了美軍最新式重型轟炸機B29 的空襲範圍內，日本已經毫無勝算。東條首相為此負責下台。此外，一九四三年九月，軸心國之一的義大利已經向同盟國投降。

日本的最高領導階層雖然知道塞班島的淪陷已讓日本失去了勝利機會，卻沒人想要馬上投降，而是全員一致認為即使一次也好，希望能在局部的戰場上取得勝利後再進行和談，想要避免全面投降可能會失去一切的結果。這就是所謂的「一擊講和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