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庫研究員。
香港「反送中」抗爭已經踏入第11周。香港「民間人權陣線」(民陣)於8月18日在銅鑼灣維多利亞公園號召了上百萬人參與集會,要求香港政府撤回《逃犯條例》修訂及成立獨立委員會調查警民衝突。
長期以來,台灣各界對香港人的印象,就是「政治零分,經濟一百分」的「經濟動物」。曾幾何時,香港人(尤其年輕人)已經把對港府和北京當局的抗爭,視為家常便飯。這種巨大轉變,與中國的治港失敗和誤判有絕對的關連性。
長期以來,香港一直是進出中國大陸的經貿門戶,世界各國投資中國,有將近六成透過香港,主因在於香港的國際金融地位和英國留下來的獨立法治精神;同時,中國也透過香港汲取極大的經貿利益。1990年代開始,國有企業在香港市場籌集資金,用來發展在香港的經濟影響。當前,香港在銀行、地產和電信業都顯示出中國巨大的影響力。
然而,當中國在香港影響力愈大,香港民眾對於北京的焦慮感也愈來愈重;從2014年的「佔中運動」,到今年的「反送中」抗爭,隨著一場場反政府示威活動在香港的不斷升溫,雙方都採取了愈來愈極端的態度,難以在抗議者和中共之間找到一條走向和解的道路。
在北京眼中,這些激烈手法是對其領導權威的直接挑戰,相當於失去對香港的控制。北京當局對於情勢的難以掌握極為焦慮。但中共不可能輕易向抗爭者低頭;港澳辦官員日前對香港抗爭者的強烈行為作出譴責,將其稱為「恐怖主義」苗頭,並指控抗爭者在美國的幫助下謀劃一場「顏色革命」;中國武警也在香港對岸的深圳舉行大規模演練,局勢有一發不可收拾的可能性。
香港走到這一步,不只讓香港社會對北京當局完全絕望,更凸顯出香港抗爭風暴完全來自於北京對情勢掌控的誤判。
從2003年香港民眾發起反《基本法》二十三條遊行後,中共開始設立「中央港澳工作協調小組」,開始對香港的「一國兩制」採取審慎態度。從2014年的佔中事件後,中共更加速緊縮「一國」的治港政策,為「兩制」敲響了喪鐘。
但緊縮「一國」的做法卻引發香港更強烈的反彈,這種加強對港緊縮的態度和後果,完全來自於中共治港政策的三大誤判。
第一個誤判來自於中共決策機制的錯誤。當中共高層認識到香港地位愈來愈不重要,並加強「一國」管治政策,底下的執行部門就開始投其高層所好,不斷透過各種加強「一國」治理的措施,來達成中共高層的期待,而輕忽了香港基層的真實想法。香港特首林鄭月娥今年推動的送中條例就是這種決策機制失靈的典型案例。
其次,無論是決策高層或港澳辦部門,其治港角度都是從統戰觀點出發,只想透過拉攏親中社團和人士,強化北京當局對香港的治理,卻忽略了香港在國際社會的極具重要地位。例如,港澳辦官員事前就沒想過,倘若香港完全成為中國治理下的一個普通城市,美國將會取消香港的獨立關稅地位。
再者,北京高層對香港地位的認知也出現極大誤判。中共推動粵港澳大灣區的目的,表面要讓香港加入珠江三角洲區域的經濟大家庭;實際上,就是意圖弱化香港在區域發展的重要性,並計畫把香港的國際金融地位轉移到上海。然而,上海與國際金融對接時所需要的各種法制、資本市場管理,完全落後香港一大截,短期內不可能取代香港。
若北京貿然削弱香港的國際金融地位,最嚴重的後果,就是讓中國失去來自世界各地的龐大資金,這一筆資金估計每年高達兩至三兆人民幣。這些問題在承平時期並未凸顯,但在香港抗爭事件升級後,卻成為對北京當局制訂對港管制措施的嚴重制肘。
即便對港治理出現誤判,中共仍難以低下頭扭轉緊張升高的局勢。香港反送中抗爭即將邁入第三個月。原本北京當局寄望九月開學後可藉由學校體制將年輕人控制住,逐步穩定局勢,再讓林鄭下台,結束這場動盪。
但緊張的局勢超過預期,港警加上黑社會的粗暴作為,逼得香港人無比悲憤,抗爭行動遍地開花,蔓延香港各地,包括佔領香港交通、經濟的關鍵設施「香港赤鱲角機場」。
讓中共更害怕的是,香港追求民主自由的浪潮擴散到中國大陸的其他地區,造成共產黨的統治危機,這是中共對港態度轉趨強硬的原因。縱使在美中貿易戰僵局之下,仍舊調動上萬公安與武警在香港邊境待命;中國宣傳體系抹黑港民為「暴動」,定性為外部勢力介入的恐怖主義苗頭。
很清楚地,北京已經下了決心,做好準備,接著只剩下「藉口」,有了好的藉口,就可以下令,讓武裝部隊開入香港,完成中國完全控制香港的民族復興使命。
香港警方的行為鼓勵了少數極端分子的激烈行徑。但香港政府或北京當局拒絕給予香港民眾任何合理的解釋,導致了香港社會的憤怒和焦慮,進而激發起更多的激烈抗爭。香港警方更被起底勾結(香港本地和大陸)黑社會,這些荒腔走板的現象都一再激怒香港民眾。
當前的香港,不需要更多的決策誤判和彼此刺激,更需要的是啟動政治和解的進程,這個球都在香港政府和北京當局手上。
港英政府最後一任總督總彭定康曾說,中共官方已警告,如果情況持續下去止,可能會採取「其它措施」。
從歷史上看,外界都對何謂「其他措施」,了然於胸。然而一旦真的發生不願看到的結果,無論對中國大陸、對香港,乃至對國際金融來說,都會是難以收拾的災難;當然,也對中國內部如何強硬處理台灣問題(武統),提供了一個合理的現實基礎與藉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