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大校務會議決議取消「南榕廣場」的命名活動，引發各界批評，成大校方回應說「尊重校務會議決議」，企圖躲進「大學自治」的保護，掩飾成大傷害「自由」的行逕，這種作法除了違反世界民主國家的人權價值外，更與我國《憲法》保障「大學自治」的精神相違背。

台獨本來是1991年《台獨黨綱》通過以後才被搬上枱面而在社會上迅速成長的「新生事物」，而且他的支持者還在上升之中，但是在台北主流論述強力宣傳之下，現在甚至於有些綠營人士都認為台獨是「犯罪印記」，主張台獨己成了需要凍結甚至放棄的老舊的「保守意識型態」，真令人驚奇。

台獨在1990年代初期街頭狂飈時期崛起，當年南部底層勞工、農民群起和主張台獨的民進黨併肩呼嘯於台北街頭，大大令掌握媒體，學校的台北主流論述十分鄙夷，於是在台北主流論述中他們被描繪成吃檳榔的，沒受過什麼教育的，充滿了省籍偏見，甚至於年齡都偏大的民眾。

2000後大家又發現選舉一到，北部，尤其是高尚的台北地區一片藍，相反的充斥本省老年農民的南部一片綠；還發現319兩顆子彈事件民眾年輕人多，紅衫軍中年青中產階級更凸出地多，於是對比之下，台北主流論述更堅定了台獨=民進黨=南部人=底層=保守不進步=低教育水準=老人的意識型態=省籍意識的確信。

講結論好了。王文霞所代表的成大，是一種現象。鄭南榕所代表的精神，是一個時代。

校務會議因為命名票選的結果不符合自己心裏面的政治正確，而在會中用一些生命尊重、看起來很像普世價值的犬儒理論來行威權裁決之實，想來已經很多人提過了。民主法治和言論自由這種台灣被大家拿來當成互相攻擊道具的輸入型價值，在今天的台灣，已經淪為任意發動的道德式大量破壞兵器。

今天，我們來談談精神和信仰的價值吧。

沒錯。你可以坐在冷氣開放的研究室裏高談鄭南榕的恐怖分子論。1989年鄭南榕犧牲當時，我是個在國四班為了考上第一志願而努力的重考生。那時候，我們這一代接收到的訊息是什麼？

鄭南榕是恐怖分子。鄭南榕因為自己的反社會性格，連累了有家人有妻子的無辜警察們。鄭南榕是個看精神科的不安定狂熱分子，連在民進黨裏都受到排擠。總之，鄭南榕是個破壞社會安定的瘋子。

這是1989年。那個年輕人們大多相信自己是「堂堂正正中國人」的時代。

是說台灣一直有個很奇特的現象，就是社會大眾對於某些小事會窮追猛打，但是卻對大惡視而不見。

比如說前陣子很紅的南一中事件，其實就是四個十七、八歲青少年幹的蠢事。誰十七、八歲時沒有幹過蠢事？而且這件事並沒有危害到任何人的生命財產安全，就是學生們血氣方剛又沒禮貌而已，要處罰頂多就是叫到訓導處訓誡一頓，了不起再記個警告，寫個悔過書，師長帶去向店家道歉這樣。結果竟然會演變成社會公審，舉國關注，實在令人莞爾。

相較之下，美河市弊案疑點重重，恐怕圖利財團百億以上；違法監聽風暴，至今真相不明；電子大廠違法排放污水，疑受污染農地範圍廣大，每一件都是嚴重百倍、千倍，傷害台灣的重大事件，但是卻不見社會大眾以百倍、千倍的標準，要求嚴懲涉案官員或財團。

成大官方公開票選出「南榕廣場」，但成大校務會議卻以「政治化」為由否決了民主決定的「南榕廣場」。成大校務會議這個違反民主的決定，其實只是說明黨國信徒與幽靈難以容忍主張任何與台灣意識有關的鄭南榕們。

「南榕廣場」太政治？所以被成大校方推翻。南榕廣場被推翻的主因，其實是南榕廣場和「台灣認同」有關。對黨國幽靈而言，「只許中國，不許台灣」。因此難以容忍這個南榕廣場。這個邏輯，就和演藝圈的邏輯一樣，談中國不算政治，支持台灣就很政治。

成大歷史系的老師們，請站出來替南榕廣場發聲吧！

作為一個成大人，畢業自歷史系，對於最近南榕廣場的風波其實是非常非常感慨的。讓我來講一個小故事吧......

十二年前，我在成大是一個非常叛逆，凡事都幾乎帶頭衝的學生。成大MP3事件，雖然是素昧平生的學弟，我們一群學長姐還是為了保護他們，也捍衛學校學生的尊嚴，放下了研究所的考試，進行了一場長達近半年的抗議。

六四二十五週年全球接力絕食由我接第七日，時間是民國一百零三年的一月七日零時起至次日零時。

我的心情很輕鬆，不壯烈也不悲憤。一日斷食，順便排毒減肥，沒什麼不好。但這種象徵性的又略帶著詼諧的反抗，在臺灣很多人連表態支持或鼓勵都顧忌再三哪，說害怕被中華人民共和國老大哥做記號，以後被限制入境，就沒法在中國大陸做生意、訪問交流，甚至還有人擔心也會被臺灣國家安全部門做記號，因為破壞兩岸和諧關係，會被監聽。如果真的如此，那我的參與倒還有一點代價和意義，否則就一點意思也沒有，徒然讓人看笑話。一些人還會從功利的角度問我，幹嘛要絕食？面對冷血的中國共產黨頭人，西藏人的自焚都無法喚醒他們的良心，記得沙祖康的名言嗎？「誰理你們」？一日絕食能做些什麼？

我不會天真地以為我的行動能改變世界。我沒有這種期待。我之所以義不容辭，接受王軍濤和王丹的邀請參與活動，不單是他們是我心目中永遠的英雄，我願意給予他們所代表的一代中國青年的理想主義以支持，也在於以這一行動紀念我這中國黨國體制反抗者的後人曾因此而深受鼓舞感動的熱血青春。

還是20歲的時候，在大學修了一門課，是臺灣的民主政治。講述著這個年輕的小島，怎樣一步步獲得現在我們可以暢所欲言的社會。教授在歷史認同議題上充滿爭議的一堂課，對於老師和學生雙方來說都不是一件簡單的事。

那時候大陸來的交換學生在臺灣校園還很稀少，我們課堂上有一位北京大學來的女孩子，她不說你不會曉得她是大陸人，跟我們一樣戴著眼鏡，桌上放本筆記，聚精會神的盯著投影片看，直到她舉手問了一個問題。

她如何確切的用詞恕多年後的我已沒有辦法完整複述，讓我印象深刻的並不是她問了一個什麼敏感的問題，而是她的口音與她慣用的詞彙和臺灣格格不入。於是，底下的學生開始鼓譟了。北大女孩一邊發言的同時，臺灣學生一邊發出各種聲音，我吃驚的看著不認識的同校同學毫不掩飾的敵意，儘管那位女孩沒有說出任何攻擊臺灣政權的話語。

書名：我的正義法庭

作者：金恆煒

出版社：前衛

出版日期：2014年1月

恆煒這本書的書名相當不尋常，靈感來自馬克思的一段經歷：當年馬克思被另一位同屬社會主義陣營的德國政治人物誣指他出賣革命同志，馬克思先是上法院反控對方才是被法國收買的「抓耙仔」，但普魯士法院卻多次拒不受理該案。馬克思為了自己與共產主義運動的信譽，只好擱下手邊《資本論》的研究與寫作，花費一年多的時間針對此案自行寫作出書，揭發對方的真面目與詆毀他的動機。十年之後，真相大白，對方接受法國皇室的酬金領據果然被發現，証實馬克思所言不虛。近代史學家或有認為馬克思因此而未能在有生之年完成《資本論》，是因小失大、得不償失，但馬克思卻認為對這種有權有勢的政客不可姑息，再大的代價也要除惡務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