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來有許多文章以「醫療是公共財，不應商品化。」為立論基調，質疑「服務貿易協議」和「自由經濟示範區」若納入醫療產業，將對醫療本質和人民健康的戕害。本文無意針對服貿協議和自經區多做評論，只希望能重新思考我們對於醫療體系的共同想像。

醫療早已走向商品化

暫且撇開自費市場不論，對台灣民眾而言醫療並不像是需要購買的「商品」：只要定期繳納健保費，即能以低廉的價格享有高品質的醫療，且受惠於享譽國際的可近性和公平性。然而對於醫療服務的提供者而言，醫療就比較像是可以被販賣的「商品」：私人醫療院所提供越多醫療服務，便能從健保的龐大資金得到越多給付，從中賺取越多利潤。為什麼會有這樣的差異呢？事實上，分析一個國家的醫療體系是否能達成「公共性」的理想，應從兩個層面著手：其一是財源的籌措方式（finance），其二是醫療的提供系統（delivery system）。我國的全民健保是政府以國家力量介入財源的的籌措，以維護醫療的公共性為核心精神；然而在這幾十年來的政策引導下，我國的醫療提供系統卻逐漸轉變成以私人經營的法人醫院為主，資金的投入以營利為目的，其本質卻是破壞公共性的。

從上星期臺北捷運發生刑案後，媒體對於犯案動機的各種揣測及鄭捷的人格特質進行無限上綱的標籤化，死刑存廢的討論、派駐在捷運站的警力數量跟種類，到事隔七日後的今天，鄭捷父母首次出面到捷運江子翠站發表談話，不知道這件事情是不是又回隨著新聞覆蓋而被大家淡忘。如果我們能夠回歸事件最根本的問題進行討論，可能我們還是沒有辦法即刻「解決」問題，但最起碼，我們沒有錯失『瞭解』問題的機會。

「這次檢察官應該會判他死刑，雖然他是我的孩子，但這是他應該面對的，如此才能平復受難者傷痛及家屬的萬分之一。我真的很痛，但是我還是必須講，法官能夠速審速決，來告慰受傷和受難者家屬。希望鄭捷能夠下輩子好好做人。」

前年年底的湯姆熊歡樂世界隨機殺人事件，以至近日的江子翠隨機殺人事件，喚起了死刑存廢的議題。針對第一起，有些人會主張這正好證明死刑的必要性，死刑可以嚇阻犯罪。針對第二起，有些人主張這正好證明死刑無用，死刑無法嚇阻犯罪。這些都是關於死刑到底能否有效嚇阻犯罪的探討。

然而，對許多人來說，「死刑能否有效嚇阻犯罪」與「到底該不該存有死刑」是兩個不同的問題。就算對前者有結論性的研究，死刑存廢的問題仍然無法迎刃而解。至少去思考以下幾個問題，可以凸顯這個困難。

5月21日，許多台北人引以為傲的台北捷運發生大學生殺死4人殺傷22人的重大事件，震撼了台灣社會。事件發生後，各方紛紛檢討發生的原因以及事件發生當下的處理問題；許多朋友也自發性地在江子翠捷運站以各種方式紀念罹難者，並用自己的力量來修復國人受傷的心靈，令人充分感受到台灣民間社會的力量與溫馨。不過，執政的國民黨對事件的反應，倒是令人覺得訝然萬分。

（許多民眾到江子翠捷運站悼念受害者。圖：林冠妙）

最近一段時間以來，各種對憲改的主張開始受到社會矚目，蘇貞昌主席提出了七項主張，也得到陳長文律師的善意回應。台灣的「憲政時刻」（constitutional moment）正浮現，民主的深化與鞏固與否，就看這一次政治家能不能端出憲改的好菜色。

待解的憲政問題其實很多，但我認為最重要的，是解決當前國會與民意脫節的問題。最明顯的案例，是服貿與核四。由人民選出的國會多數黨，竟和多數民意站在對立面，國家主人束手無策；而直接民主的公投門檻又過高，無法彌補代議政治的不足。這是當前最大的民主危機，也凸顯憲政改革的必要性。

國會的代表性問題

國會經常與民意脫節，是因為國會代表性不足。我們在第七次修憲時的制度選擇和選區劃分，導致了票票不等值的問題。政黨選票比例沒有反映在國會席次的分布上，最大黨的席次被不成比例地放大，小黨則幾乎被湮滅。對於這個修憲結果，民進黨付出了代價，也應該要擔起一部份責任。

要提升國會民意代表性，「讓政黨席次比例符合選票比例」、「減少票票不等值」、及「讓小黨有生存空間」將是憲政改革的重要目標。由於票票不等值問題，主要是行政區間人口差異懸殊所造成，不容易解決，因此適度增加國會席次就有其必要，特別是增加不分區的席次，也將對提升立法品質有明顯的幫助。

這次捷運兇殺事件，我在電視上看到捷運上死難者的身影，我想我們雖然互相不認識，但那種淒楚悲傷是互相可感的；另一方面，我看到兇手鄭捷滿面血跡坐在地上的樣子，我不清楚為何他如此冷酷——但我認知他作為人的心脈都還在跳動，那麼他可能就還有思想、還有感情，他應有重生的可能。面對鄭捷這樣的真實血肉，變成了大眾發洩憤恨的對象，其實我心裡是焦慮難耐的。

我的理想是台灣獨立，我認為台灣人不但要站起來建立自己的國家，更要建立一個平等、自由而民主的國家，最終這個國家能形成無數而有機的部落，部落之間的人民都自由且平等地相互合作、來往，而人的本身是這些部落裡最重要的價值。如同史明的革命烏托邦：首先我們要獨立，建立民主制度，更要爭取公平正義，我相信我們雖然生於差異，但終於學會相愛。

東海大學首先擁抱了鄭捷，他說「他是我們的家人」；但鄭捷何曾只是東海的一份子，他也是整個台灣社會，整個有機共同體的一份子。作為獨派，我知道民族主義來自於想像，我們對於遙遠彼端的人們並不相識，卻知道彼此語言與文化是相通的，我們共同創造了記憶，也並肩開鑿了通往未來的理想之途。不過，也因此，我們同樣經歷創傷，也同樣雙手沾滿鮮血，是反抗者也是壓迫者的矛盾組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