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中國武漢肺炎疫情嚴重且不斷向世界各國擴散，台灣和越南也均遭受波及。這場疫情不僅讓世界各國看到台灣一流醫療品質與防疫措施，也讓人看到越南人驚人的實力表現。

台灣的醫療品質奠基於早期的發展且歸功於傳教士的貢獻。譬如，台灣最早的西醫診所「看西街醫館」由馬雅各醫師（James Laidlaw Maxwell）於1865年在台南創辦。看西街醫館後來發展成現在的新樓醫院。台灣北部最早的西醫診所「偕醫館」也由馬偕博士（George Leslie MacKay）於1879年在淡水成立，它就是現在馬偕醫院的前身。或許讀者對看西街醫館及偕醫館不陌生，但對於當時的台語醫學教材則未必認識。譬如，曾於新樓醫院任職的戴仁壽醫生（George Gushue-Taylor）於1917年以台語白話字（羅馬字）出版了一本Lāi-gōa-kho Khàn-hō͘-ha̍k （內外科看護學）。

三月初，我收到了台灣美術教育家鄭明進老師寄來的信件，裡面是四張他跟三個孫子「戴口罩的自畫像」，看到這些作品，讓我會心一笑，鄭老師果然是時代的「老先覺」，當全世界都在為武漢肺炎苦惱時，他充滿智慧地畫出這樣的自畫像，留下了「病毒時代」強而有力的圖像見證。

不久後，我打電話跟鄭老師致意。電話那頭，快90歲的鄭老師(1932年出生)，像個孩子一樣，活力十足、淘淘不絕地跟我訴說，他跟孫子們創作的經過。他說，有一天晚上，他躺在床上睡不著，突然想到，可以來畫戴口罩的自畫像，因為這個有時代意義，可以凸顯出現在大家正面臨的困境。

武漢肺炎（COVID-19）對日本的影響不只有每天都在增加的確診人數，觀光業、餐飲業都受到打擊，口罩、衛生紙、消毒用具等日常用品持續缺貨中，原本要在4月開始補進應屆畢業生的就業市場也緊急縮水。

以筆者目前所住的地方為例，約5分鐘徒步圈內有3家藥妝店、1家超市、1家便利商店，但從武漢肺炎的疫情爆發後，1月底開始就再也買不到口罩，除了一片平均約166日圓（約新台幣47元）的蒸氣口罩偶爾會出現之外，幾乎一份難求。如何解決日本的供給困境？日本政府指出，以平時的口罩供給量來看，外國進口佔70%，國產佔30%，3月開始預期能將比例逆轉，預期3月時透過外國進口加上生產能重複利用的口罩，可預期達到6億片供給量，4月份則預期能超過6億片以上。

一九五三年一月二十八日，當時人口只有三萬七千人的雲林西螺鎮，湧進了八萬名遊客，都是為了見證西螺大橋的開通！

這座橫跨濁水溪嶄新綠色大橋，是當時遠東最長（1939.03公尺），也是世界第二長的公路大橋，僅次於美國舊金山的金門大橋，從續建到完工，都是臺灣交通史上值得喝采的記錄，也是臺灣、美國、日本和菲律賓四國合作的宏偉工程。

為興建西螺大橋而辛勤奔走的李應鏜，出生於雲林西螺的書香世家，京都同志社大學經濟系留學歸國後，致力於參與地方事務，光復後曾任台南縣參議員、西螺鎮長，在白色恐怖時代為營救年輕人挺身作保，亦曾遭誣陷逮捕，所幸因蔣緯國的搭救才全身而退…….

犯人保犯人

國民政府接管臺灣初期，地方官員及民意代表都由中央就地方士紳遴選，透過間接選舉指派。當時很多有抱負有理想的士紳為了服務桑梓加入國民黨。例如：早年省議會「五龍一鳳」成員的郭國基和許世賢等人。父親（編註：李應鏜）為了續建西螺大橋，也加入國民黨。

楊逵逝世三十五周年，令人感傷一個時代的結束，總是那麼的倉促，也令人不捨。時光一瞬，楊逵精神是那堅毅的孤狼形象，以及永不放棄的壓不扁的玫瑰，他的生命故事，也是台灣反殖民運動的歷史。雖說現下中學教育已收錄了楊逵的作品，但黨國體制遺緒的幽靈依然壟罩於教育體制，讓楊逵的身影依然在台灣社會缺席。而與他併肩面對強權壓迫的葉陶，更鮮為台人所認識。

楊逵的生命路徑與台中有深厚淵源，1935年台灣文學創作的風華年代，楊逵的台中生命地圖，首站勢必以梅枝町的首陽農園為開端。這是標誌楊逵第一波文學創作顛峰的地點，也是楊逵與日本友人入田春彥警官的跨種族與身分階級象徵的地點。

其實最搖滾的就是小野洋子（Yoko Ono）了。

近期，中國武漢肺炎的爆發與擴散至全球，已引起各國政府的戒備，由於肺炎的傳染力甚強，多國政府已呼籲民眾盡量不要外出，廣受球迷喜愛的美國職業籃球NBA也宣布暫停比賽。由此顯見，肺炎對於全球經濟的衝擊甚鉅。以NBA為例，停賽對籃球運動相關產業的負向影響是無庸置疑的，這是因為球迷不出門看球，球賽的門票與餐飲收入就會下降，藉由球賽帶動的運動用品銷售量也會歸零。再者，停賽就沒有電視轉播，因此，相關廣告的業績也會受到很大的影響。更重要的是，運動產業所支撐的許多運動品牌廠商與品牌商背後的全球代工廠商的生產也都會受到影響。因此，NBA停賽並不僅是對球團本身造成影響，其對於相關運動產業與運動用品供應鏈中的各國廠商均會造成不小衝擊。

對多數日本知識人而言，戰爭時期的言論箝制、二戰後社會的混亂局面，以及被美軍占領的殖民經驗，都給予他們精神層面深刻的打擊。然而，這段苦悶的歷史並沒有隨著時間的流逝而淡忘，反而成為一種內傷外癒的宿疾，一種刺激和省思，甚至是一種批判的新起點。

知名印度思想研究者中村元（1912-1999），即是這群清醒的聲音之一。我們透過其自述和治學過程，嚴肅解讀相關的訪談內容，似乎都能找到那個時代遺漏的記述。進一步地說，我們試圖在這些話語思想中找到另類的精神軌跡，應該不是誇大之詞。畢竟，通往歷史的道路，向來有許多路徑，探索者勇氣俱足不怕走錯方向。

學生兵入伍與時代精神

生於1912年的中村元，出身名門第一高校，1936年畢業於東京帝國大學印度梵文學系，隨後留校攻讀博士，期間師從宇井伯壽（1882-1963）與和辻哲郎（1889-1960）二位思想大家，研究佛教文獻學和倫理學，1942年以《初期吠檀多哲學哲學史》論文取得博士學位，1943年就任東京帝大文學部副教授，正式開啟教學與研究生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