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冠種病毒在南韓擴散，已超過兩週。3月2日的多家早報上，能看見「看護人員因壓力過大而集體辭職」的報導，甚至也引發台灣媒體接連跟進引述，實情卻非如此，反而打擊到作為當事人的工作士氣。

碎木機（Woodchipper）的長吊臂熟練地從地上抓起一把樹枝，直往傳送口送，上方宛如煙囪的出口瞬時噴出細碎的木屑，散落進車後方的貨櫃；後頭，伐木機充滿力量的夾手握住樹幹、一把鋸斷，然後像削甘蔗似的刮去細枝樹皮並裁成相同長度，結束。流暢地像首詩。

忙碌的機具在圍籬的另一側來來去去。隨著伐木機的步伐，這種在德國隨處可見、枝幹細長宛如紅鶴腳的針葉木一根、一根地倒下。轉眼間，工地內的臨時道路旁高高堆起了整理好的木幹。來往的大卡車載走裝滿木屑的貨櫃。

砍樹現場緊鄰著市外道路，那裡不是人們散步會經過的地方，只有車輛會通過。但「路過」的人們站在道路邊的空地，隔著馬路觀望。不少人拿出手機拍照。

「真是不可思議啊！」一位男子走過時輕嘆了一聲。「爸爸，樹幹是怎麼變成木屑呀？」一個男孩大聲的問道。

2016年11月7日逝世的加拿大民謠詩人連納・柯恩（Leonard Cohen）不啻是音樂史上的一份傳奇；而民謠女歌手茱蒂・柯林斯（Judy Collins），也和連納・柯恩的音樂生涯有著密切關係：1967年，柯恩創作的”Suzanne”經茱蒂・柯林斯翻唱後大獲成功，使得柯恩的人生軌跡從原來的詩人更轉向音樂，並因此站上新港民謠節（Newport Folk Festival）的舞台，不久後更與哥倫比亞唱片公司簽約，在1967年發行了第一張唱片《The Songs of Leonard Cohen》，開啟他接下來半個世紀的傳奇音樂生涯，也留給人們極其珍貴而美麗的文化遺產。

政工幹部學校是蔣介石指派蔣經國所創立的，主要是在訓練軍中政治作戰的幹部，進入部隊擔任輔導長、政戰官、心輔官等職務，早年被戲稱為部隊裡的「監軍」，並曾遭到美國及中國國民黨政權內開明派（如孫立人、吳國楨等人）的迭次質疑。

中國國民黨政權蔣家王朝在國共內戰敗逃後，提出「三分軍事，七分政治」，利用「整軍建軍運動」期間建立政工制度，在國防部下設「總政治部」，由蔣經國擔任主任，藉以清除軍中的中共滲透分子、糾正當時蔣軍種種弊端，順勢統攬部隊指揮權以減少兵變風險。

蔣經國於1951年創立政工幹部學校（以下簡稱「幹校」），訓導方針是：「以培養篤信三民主義，服從最高領袖，忠黨愛國，堅決反共抗俄之健全政治工作幹部，使能參與陸海空軍各級部隊....共同完成國民革命第三任務之使命為教育宗旨」。同年，蔣介石還頒布《國軍政治工作綱領》，規定軍隊政工機關的首要任務是：「主持軍隊政治思想敎育領導，建立精神武裝」。

在二二八事件屆滿73週年的這天，蔡英文總統在「二二八事件中樞紀念儀式」上頒發潘木枝、蘇泰山、陳進興3名受難者回復名譽證書給其家屬代表。政府係依據《二二八事件處理及賠償條例》第六條規定，經受難者家屬以書面向「財團法人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提出申請後，經基金會審理通過並陳報總統府及行政院，政府才頒發「回復名譽證書」。

這份證書並不是平反被害人冤屈的法律文件。從證書用語可知，政府僅承認對被害者遭遇的傷害負有道義責任，卻無隻字提及法律責任。對家屬而言，或許這是他們在蒙冤多年後僅能獲得的一點安慰。 可是在法律上來看，這一紙回復名譽的證書無法達到蔡總統口中之平反政治冤案、追求歷史真相與社會公義的目的。若根據轉型正義的精神，家屬要求政府承認對其先人所犯罪行，鄭重道歉、合理賠償與保證不再犯等要求都無法在儀式中得到滿足。家屬最想要是政府的認罪悔過書而非回復名譽證書。

從2019年年底，中國武漢傳出不明肺炎以來，歷經中國武漢及各地陸續封城，截至2020年3月1日為止，全球已確診破8萬例，死亡2968例，可以說疫情的嚴峻超乎SARS。同時，台灣防疫工作表現亮麗，我們做好防堵隔離，包括：邊境檢疫、病人隔離、疫病調查、民眾的衛教、口罩的管理、防疫戰備物資的調度等等，防疫的超前佈署，都是全世界防疫的亮點。

基層診所在這次防疫工作扮演重要的一環，SARS疫情時，診所遇到發燒的病人，就直接建議到大醫院就醫，病人自行移動的過程，計程車、醫院急診部在不知情之下，受到感染，造成部分醫院急診部的封院及社區疫情的擴散。由於新型冠狀病毒具有早期症狀不明顯、20%不發燒的特性，大約85%罹病者是輕症或沒有症狀（例如案31少年，確診但是沒症狀），常常會因為輕微呼吸道感染症狀而在診所就醫，診所也成為這次防疫的重要決戰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