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台灣受教育十二年，直到去年到加拿大讀大學。雖然目前只在加拿大讀了一年，但在這一年對讀書與教育的看法卻完全改觀。

問題就出在台灣從不培養學生批判性思考的能力。在台灣受教育時，我討厭讀書，更討厭學校保守的風氣，用強迫的方式叫我學習。我們被訓練成機器；對長來說，教育就是背誦，因為只要將課本寫的牢牢記住即可進入好的高中與大學。但教育真該是如此嗎？

剛到加拿大時我看到許多熱愛讀書的學生，還記得當時段考完看到朋友在看論文，我問他說：「你為什麼還在讀書？」（「Why are you still reading?」）
他連頭都沒抬就跟我說：「我喜歡學習，不喜歡唸書。」（「I love learning, but I hate studying」）那對當時的我來說很奇怪，因那時我只在乎我的在校成績好不好；對當時的我來說，每一本書與練習題不過是為了考進醫學院。

但在開放式思考的教育下，與和熱愛讀書的人共事後，我開始發現自己的不足。我羨慕我周遭的朋友們，因為他們講話流利、富有內容、理性，批判力極高。漸漸地，當我發呆時，我開始渾身不對勁，會想要去書櫃拿本書來補充我的論述能力；會想要打開電腦隨興地打篇社論或短篇小說，去提升自己的寫作能力。

隨機殺人案的女童犧牲悲劇，又引發正義感的凝聚和集體情緒的宣洩。兇嫌面對仍有無限未來想像的兒童面容仍「一刀斃命」的殘忍，更召喚出法律制裁、信誓討回公道的倫理關照。

這是個充滿社會衝突的處境，彷彿每個人都在尋求抒解的出口。於是，恐怖他者的現身成為可以投射情感的指責對象，我們往往認為表達譴責的聲音，就可以寬解內心的焦慮不安。但真正的社會安全信任的失靈，若只是將之「個人病理化」處理，也就無法同步正視真正的系統結構問題。

當兇嫌以「幻聽」為由試圖合理化行兇動機，引來「裝瘋」的質疑，但媒體卻又不斷呈現其缺乏同理、兇殘、反社會、不知悔改認錯的「非人」邏輯。如此，無疑又是將社會治安問題朝向個人病理化特性的探討。當然，人格特質與社會結構之間的行動邏輯並非二元對立，但我們有時傾向將社會問題標籤為個人病理化，可以從幾個層面觀察。

2012年盛夏，兩艘船尾飄揚著鮮紅太陽旗的日本特戰小艇，從夏威夷珍珠港內的白色「亞利桑納號」紀念館旁航道飛馳而過，艇上的日本海上特種警備隊（SST）兩棲蛙人突然在珍珠港內現蹤，這回不是要像70年前的日軍前來偷襲美軍，而是與澳洲皇家海軍正在參與美軍主導的「環太平洋」聯合軍演（RIMPAC）海上救援演練。

長照保險法草案，日前拍板定案，最受矚目的保險費用，仍由受薪階級負擔，與所得掛勾，預估受薪階級每人每月平均應負擔140元保費，雖然也參考健保補充保費的規定，對利息所得等六項收入課補充保費，然而整體財源依然是往受薪階級開刀，至於企業的營業稅等，完全不受影響。

二十六年前的六月四號，中國國民黨以「反共」為號召在台灣各地舉辦了數場悲痛而憤怒的六四聲援晚會，同年五月二十一號，在香港有一百多萬人上街遊行，聲援遠在北方絕食的一個個抗爭者。二十六年後，「台灣學生促進中國民主化工作會」等團體台北自由廣場舉辦的「六四事件」紀念晚會。同日，香港支聯會第二十六次在維多利亞公園舉辦燭光晚會，此外，亦有不同的學生團體、政治社會團體以「民主」為號召，在香港大學、尖沙嘴等地舉辦「六四」晚會。

「不讓子女長大」，是父母對子女可以造成的各種損害之中，最糟的一種。

不讓子女長大，意味著在繼續給予資源（供吃供穿供住）與保護的同時，卻限制兒女的自由，禁止兒女自己安排選擇，也沒有為自己負責的機會。說簡單來說，就是用養豬哲學養兒女，只差沒有殺了吃肉。

在教育體系中最可悲的一樁慘害，情況相似：教育部不讓大學長大。

不讓大學長大，意味著意味著在繼續給予資源（給地給錢）與制度保障的同時，卻限制大學的自由，禁止大學獨立安排選擇，不為自己的營運成效負責，也不向社會大眾與學生負責。說簡單來說，就是用經營小學的思維經營大學，只是校地與學生的年齡比較大。

確實，教育部對大學的控管，從戒嚴解除以來已略有減少，但距離合理的大學自主，仍有幾光年的距離。要見到高教從豬變人，或是從幼兒變成人，我們需要教育部採取的作為，就是減少作為——減少控管、減少制約——尤其是以下三件事：

第一件事：學校財務與會計制度

動物是野生還是畜養，端看牠是否會自己找食物。一個人長大有許多特徵，必然的要項之一就是財務獨立。大學也一樣。

Lynn Alan Miles（梅心怡）因罹癌走了。在他住院及至過逝期間，前往探視關心的有藝文界人士、社會運動團體，及無數在台灣白色恐怖時期被追捕而不得不逃往國外並獲得Lynn協助而得以回國的思想犯、叛亂犯。唯獨國民黨人士仍視他為寇仇，國民黨政府對他未曾聞問。人權是普世價值，維基百科對Lynn的介紹是「人權工作者」，一個號稱民主、文明的國家（尤其這個人長期致力於台灣人權及民主化運動）對一個人權工作者這麼漠然無情，是這個國家的恥辱。

更可恥的是，台灣於2009年簽署、施行國際人權兩公約後，馬英九先生不時拿來說嘴，聲稱台灣已跨入人權國家，視為任內重要政績，但一個梅心怡便撕破了國民黨說一套、做一套的虛假面具─國民黨政府的人權有兩種，非我族類者不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