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個餐會上，認識了朋友的朋友，自我介紹之間，我告訴他我在研究教育與個人專業生涯規劃之間的關係。他問我用什麼樣的方法研究，我說，比較偏向個案分析。他聽了之後頗不以為然，詢問我：「你為什麼不用統計方法？」他認為，統計方法，才有精準的結果。

我認同，用統計方法常能產生精準的結果。但問題是，精準的結果是最有意義的結果嗎？

幾年前，芝加哥大學經濟系（數量研究的重鎮）教授李維特 （Steven Levitt） 與專業作家杜伯納（Stephen J. Dubner）合作的著作：《蘋果橘子經濟學》，示範了如何用數據、統計方法研究各種有趣的問題。在這本書中有一個章節，他整理了當時統計與數據分析在「教育」這項課題上，能找出什麼樣的結論。

在美國的教育研究領域，歷經多年，耗用大量資源、人力，時間的各種研究，已經能夠確認哪些因素和「考試成績」有高度相關性，例如：收入、社會地位、家中書籍數量、父母教育程度、母親第一胎生育年齡等。有一些因素，傳統上認為和孩子的成績表現可能有關，在這些研究中，幾乎能肯定其實無關，例如：體罰孩子、孩子看電視時間、住在地價高的區域、定期參觀博物館…等等。

洪秀柱民調過關，藍綠陣營同聲喝采。挺綠人士自然不是真正的高興，而比較類似偷笑，理由不僅是蔡英文總統大選看來必勝，也因為「國民黨法統藍和本土藍分裂格局形成」、「國民黨自掘墳墓向急統奔去」，一副國民黨快要倒台的樣子。

史努比向來深信「國民黨不倒，台灣不會好」，這個政黨如果真的關門，對台灣乃至全人類都是件好事。不過我也認為，黨產清算與歸零是國民黨倒店的必要前提。政治組織說到底都得靠錢來運作，我們這種沒有大格局的窮人，很難了解四個小朋友到底有多好用；而台灣社會對解決黨產問題的信念和訴求始終不夠強烈，我的狗命恐怕不足以親眼見到國民黨拉下鐵門。。

六月九日晚上十點，我坐在中正一分局正門前，改作文。二十幾張指考模擬卷，題目是「買」。

「噯，妳不覺得這簡直就是一則魔幻寫實的寓言嗎？」意料之中的不期而遇，和朋友就地聊了起來。

眼前兩排密實的警察，像是什麼珍而重之的東西，就在小小的警局裡面。而我們很小的時候，都曾經以為，那是公平或正義云云的價值。補習下課，路過的高中生駐足瞻望，有人過去向他們解釋：這是一間掌握LCD核心專利的韓國工廠，被台灣企業併購，奪走專利就關掉生產線、解僱工人的故事。後來，這些人怎麼千辛萬苦的來台抗爭，現在，又怎麼被官商勾結的暴力違法拘留⋯⋯

課綱微調的爭議，暫且不論黑箱作業的部分，我們可以嘗試由Jürgen Habermas所提出的「生活世界的被殖民」（colonization of life-world）的觀念來探討隱含在中國史觀 vs 台灣史觀背後的根本問題。

Habermas所定義的生活世界，用通俗的解釋，應可理解為生活常識，生活世界可分為三部分 1.外部世界：主體對外部物理世界的常識。2.社會世界：主體對社會規範（法律、習俗等）的常識。3.內部世界：主體對上述兩種常識的主觀認知。

Habermas以下面的例子說明[1]，一位資深的建築工人要求新來者在上午休息時間到某店鋪幫大家買啤酒。對這位資深工人而言，在當下這個休息時間場合，他所認知的1：店鋪的位置（外部物理世界）2.休息時喝啤酒的習慣，以及叫新來者跑腿乃是該職場的習俗（社會世界）3.總和前述兩者，該資深員工自認有指使新來者買啤酒的權力的主觀認知（內部世界），這三者構成了他在該場合對新來者提出要求的「生活背景常識」。

不要忘了第三勢力的正面影響

蔡英文訪美期間，受到來自前主席林義雄為立委選舉協調的諸多質疑。但是第三勢力在小英訪美期間也扮演了不可忽視的正面作用。

棒球場上，「直球勝負」（直球對決）是強投與強打正面交鋒的男子漢決戰方式；同時，「直球勝負」也是球迷最想看到的棒球戲碼。我相信，2016年大選，選民也期待民進黨與國民黨在這場戰役中以直球對決，不想再看到「宇昌案」這種惡質抹黑攻擊戲碼了。

現在，洪秀柱以超高民調跨過國民黨防磚提名門檻，國民黨主席朱立倫也正式宣佈全力投入輔選洪秀柱；姑且不論洪秀柱是否正式代表國民黨出征與否，選民期待的必定是一場精彩的直球對決比賽，絕不想看到變化球閃躲、四壞球保送、故意失誤或是放水球的比賽。

「四年內，我將極力爭取台中捷運拉進彰化站！」彰化市長邱建富保證。

綜觀前陣子好不容易平息些的彰南工業區開發、鹿港長期以來的觀光問題或者彰化市近期都市計畫案等等，隨著2016年選舉將至，這些地區開發案紛紛再度浮起檯面成為地方候選人選前高聲疾呼的政治方針，那麼這些政策的服務對象是誰？這些候選人們在選戰文宣上總會迎合潮流的同答：「為了要讓在地青年返鄉。」

「我念的是電機系，這個系註定只能在竹科工作，因為彰化沒有科技園區」。

為何青年總是無法返鄉工作？這龐大的問題背後絕非只是開發主義式的「既然沒有科技園區那就蓋一個科學園區讓大家回來工作吧」那麼容易。數十年來地方青年外流早已是稀鬆平常現象，戰後台灣經濟亟欲復興的年代，高等院校科系多受資本主義下產業分工的支配，這些學生選了科系進了大學後大多成為未來服務於特定城市某些高產值產業的一顆齒輪，但這僅是青年難已返鄉的根本問題「之一」。過去重商開發的結果如今我們看到是愈來愈多青年起身抗議這個被汙染殆盡的環境以及質疑這個長期以來的產業發展方向，為何「開發」總是不斷成為地方政治首長最得意、亦或最積極想達成的施政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