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國內的學生棒球，打者剛站進打擊區先向裁判敬禮，然後才準備打擊，這一切看起來彷彿都理所當然，但在美國這個棒球發源地，球員並不會向裁判敬禮，台灣這項習慣是承襲日本棒球文化。台灣棒球約150年前來自日本，很多棒球文化其實很日本，向裁判敬禮就是其中一項，而且這個習慣已經很久了，早已被視為當然而必要的。

如果阿宏叔叔說：「哪有一定要向裁判敬禮？」相信很多人會馬上駁斥這個說法。

七月六日美國官方宣布銷售八架MV-22魚鷹（Osprey） 式傾轉旋翼機（tiltrotor）給印尼，此交易不僅是東南亞首例，也將強化該國在群島之間重要的空運能量。

2020年是個不平靜的一年，從2019年底就開始延燒的武漢肺炎（COVID-19），讓全人類的生活都起了極大的變化，然而身為禍首的中國，居然企圖以疫謀霸，加上近年來花費鉅資，進行解放軍的軍備更新，種種行徑讓美國與周圍國家備感壓力。

同為東亞大國的日本，也因領土問題與中國出現摩擦，尤其是針對釣魚台列島（日方稱尖閣諸島）與解放軍海軍亟欲突破第一島鏈，如此也讓日本逐漸感受到威脅，因此自2017年以來，不但大幅提升防衛預算，2018年12月制定的中期防衛力整備計畫，以及2019年版的防衛白書（防衛白皮書），明確將中國列為日本的威脅。

為強化島嶼防衛與威脅，日本政府決定將出雲級直升機護衛艦，進行修改計畫，並且採購可以垂直或短場起降的戰鬥機，此項計畫一出，還引發了部分國家的疑慮，認為日本要朝向軍國主義發展。

著重「自我保護」，孩子易落入自我苛責處境

近期《蝴蝶朵朵》繪本與兒童熟人性侵害防治的議題備受關注，許多人提及這樣的議題時，會強調:「我們要教會兒童保護自己、懂得拒絕、跟信任的大人說」，有些甚至只談「教孩子保護自己」。每當看到這一句句的呼籲時，不免有些許擔憂。實務工作中，太多的孩子、或是長大後求助的成人訴說著，自小被教導要「保護自己」，當孩子遭到性騷擾、性侵害，第一時間是自責沒有保護好自己。

性侵害的發生，實際上經歷了四個階段（性侵害發展四階段模式  David Finkelhor 1984）:

一、加害者具備侵害動機

二、加害者內在控制瓦解

三、可利用的外在環境

四、受害人失去抵禦能力

四個階段中，僅最後一個階段是受害者能影響的，「我們要教會兒童保護自己、懂得拒絕、跟信任的大人說」等期待，則是變相把多數的責任歸到孩子身上。

書名：風神的玩笑

作者：朱和之

出版社：印刻出版

出版日期：2020年6月

第一章　臺灣人的光榮

大幕升起，舞臺上布置成巴黎的一間閣樓，窗外是一片靄靄白雪覆蓋的萬千屋頂。管弦樂團乍然奏起一陣急切的導奏，普契尼歌劇《波希米亞人》就此開演。

台灣可能再過兩三年就有室內棒球場了（一般人簡稱為巨蛋），室內棒球場和一般露天棒球場有一項主要的差異，就是有屋頂，因此不論白天夜晚都要開燈才能打球，有些時候，每個室內球場需要針對自身的特性訂定特殊規則，例如球打到屋頂的時候要怎麼算，以因應本身與露天棒球場的差異。

台灣的室內棒球場很可能需要更詳盡的特殊規則，因為這座室內棒球場和國外的建構概念迥異，國外興建室內棒球場，都是以球場的建造為主，再延伸出一些週邊設施，例如附設的飯店、商城等，但台灣的室內棒球場則是以「大型賣場附設室內棒球場」的概念來興建，建造過程中還曾經因為安全上的疑慮被勒令停工，屆時，各種因應球場特色的特殊場地規則，可能需要訂得比國外的室內球場更多，才能因應這麼特出的建築概念。

台灣的室內棒球場進度儼然已經到了呼之欲出的地步，閃閃發亮的外觀看起來已臻完整，我們不妨來個超前部署，先為這座室內棒球場想好一些可能必要的特殊規則：

蔣介石政權對付威脅到他政治利益的異議者，除了暗殺、軍法槍決之外，「軟禁」也是他遂行政治迫害的主要手段之一。張學良、孫立人、彭明敏等人，都是遭蔣介石軟禁的著名例子。

張學良案是發生在中國，蔣介石敗逃台灣時，並沒有忘記他，他被軟禁的地點也跟著轉移到台灣。孫立人案和彭明敏案都發生在台灣，時間分別是一九五五年、一九六五年，孫立人遭蔣介石軟禁於台中寓所達三十三年，彭明敏則因《台灣自救運動宣言》案，遭特務嚴密監控軟禁約五年，直到他於一九七○年出脫台灣。不過，他們都不是蔣介石在台灣遂行軟禁迫害的首例。

蔣介石在台灣的第一件軟禁案，是發生於一九五○年的三月九日，被他軟禁的人是文筆犀利的、堅定反共的著名政論作家龔德柏，這是標準的整肅異己、對言論界殺雞儆猴的案例。

戰後初期台灣的報業概況

1945年日本戰敗時的台灣，全島只有一家由「台灣總督府」發行的日文《台灣新報》，吳濁流之前擔任《台灣新報》記者，戰爭末期為躲避美軍轟炸，疏散到故里的新竹鄉間。日本宣佈投降（8月15日）隔天，他就立刻趕赴台北的原《台灣新報》報社，親眼目睹《台灣新報》改為《台灣新生報》的改朝換代過程，並隨即受邀加入了報社的編採陣容（吳濁流，1987：134）。這份報紙，就是李萬居於1945年10月5日隨第一批國民政府接收官員抵台後，直接接收並改名主導經營的報紙（於10月25日正式創刊）。

在此之前（同年10月10日），由台大（台北帝大）教授林茂生掛名社長，許乃昌任總編輯、黃旺成主筆的《民報》就成立了。而在《台灣新生報》還維持著日文版面時（到1946年10月25日廢除日文版），《民報》一開始就全部使用中文，自詡如同國民黨在「同盟會」時期所發行的《民報》，是一份發揚三民主義革命精神的報紙（陳恕，2001：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