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跨性別者為主角的日本電影《當他們認真編織時》，原欲在台北捷運刊登廣告，卻因為廣告詞上出現了「多元成家」與「這樣教小孩」等字樣，被要求修正，讓電影在台灣還未上映就引起熱議。性別認同議題對許多單位來說，仍被歸類在「敏感」領域中，但相對於北捷的謹慎過頭的處理，日本國內面對這部電影的對應方式，卻自由而開放得多。

2017年是我個人研究臺灣偉人塑像廿周年紀念。

就像我們每個人生命中那些值得紀念的日子，生日、戀愛或結婚紀念日、入新厝、迎接或送走自己心愛的人事物的那天，能夠深刻體驗到這種悸動的，大概只有自己和身邊親密的家人與朋友；歷史教科書是不會將這些「私人」的事情記錄下來，而總是些帝王將相、大事件與重要發明等在獨佔著我們對過去的認知。

大多數的人（包括我自己）都不曾在歷史書籍中讀到自身家族裡任何一個人的名字，卻要不斷覆述與記憶那些所謂「大人物」的豐功偉業或極罪至惡，然後為此爭論不休，而得了便宜的，始終不會是我們這些歷史洪流中的無名小卒。但誰能評斷我們每個人先祖的生命經驗不值一哂？誰又有資格輕忽我們每個人真真實實的喜怒哀樂的感受？所以我要寫下自己的故事，就像每個人都可以寫日記、作筆記，每一個文本都應該是等價的，「蔣中正日記」不會比你我的私密書寫更偉大。

故事一：「你過來」（1987）

我以前念的是台北縣的一所國中，就像大部分的學校都設置有偉人塑像，我們學校的偉人塑像放在行政大樓穿堂。有一次上課鐘響，我快速奔跑回教室，在經過穿堂的時候，突然聽見一聲「你過來」，我回頭望見訓導主任的嚴厲眼神，他訓斥我沒規矩，怎麼經過這裡卻沒有放慢腳步？在他要我向偉人塑像鞠躬致敬之後，我才被放行並緩緩地走回教室。

二二八事件或太遠，看看近三年前的三一八運動就是鮮明的範例。三一八衝進立法院係歷史的偶然，但偶然有其必然性，斯時所有反國民黨、反既有建制的運動團體、成員與青年學生，不分左中右溫和激越率皆投入這股洪流。雖然透過主流媒體的傳輸，反黑箱程序的服貿案成為運動主軸，更而聚焦在議場中央的幾個明星人物；但這場運動實則為多核心、多議題、多場景的公社實驗，它的性質必然會隨著台灣政經面貌的改組而有新詮，它不是寂然不動的標本。二二八亦然！所以想以單一口號定調二二八性質者，無異是刻舟求劍。

當然，不能忽略事件期間左翼共產黨人的積極能動。各種解碼文件顯示，當時王添灯旁側的蘇新、潘欽信、蕭友三等確實是舊台共，二七部隊的領導人謝雪紅係舊台共、活躍於雲嘉南的「台灣自治聯軍」頭目張志忠、李媽兜則是中共地下黨徒。準此，如今的北京政權自然會自吹自擂說二二八是中共領導的反專制解放運動，在台的紅統專員也忙更迭的塗脂抹粉、為虎作倀。

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

今年是俄羅斯十月革命100年。

1917年11月7日，俄羅斯十月革命爆發，推翻了二月革命後建立起來的共和政府，由列寧（Vladimir Lenin）領導的布爾什維克黨（Bolshevik Party），建立了全球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俄羅斯社會主義聯邦蘇維埃共和國，接著在十月革命的鼓舞下，在歐洲、亞洲各地以及美國、日本，皆爆發了罷工或人民抗爭事件。而為迎接世界革命的時代來臨，1919年3月，第三共產國際成立。

她從菲律賓而來，卻把一輩子都給了台灣，年輕時曾經為了學不好台語而懊惱，任何的困難都打不倒她；蕭玉鳴修女來台灣奉獻了將近50年，哪裡有需要，她就往哪裡去，為了籌措偏鄉醫院的經費，她一雙手做蛋糕做到變形了，還是繼續做，用這雙「變形的手」和一顆「完全奉獻給台灣的心」，直到過世那一天......

來自菲律賓的蕭玉鳴修女，高中畢業即發願為修女，19歲那一年加入天主教仁愛修女會，她大學念的是護理，畢業之後就在母校馬尼拉天主教聖道馬斯大學的附設醫院服務。

1961年，27歲的蕭玉鳴被修女會派到台灣，她很感謝上天給她這個奉獻的機會。來台灣之前一句台語都不會說的蕭玉鳴很緊張，她為了學好台語，費盡苦心。台語有七個音，每個輕重音調都不同，學習的過程讓她覺得好挫折。

二二八事件在1947年3月6日與3月7日是關鍵的轉捩點，蔣介石派兵陸續抵台，許多台籍菁英在關鍵的這兩日開始陸續失蹤。二二八這個大時代的悲劇故事，由於缺乏真相與元兇，故事都是由一個又一個破碎的家庭記憶所拼湊起來。林界，一個外界不甚熟識的名字，從1947年開始迄今，他與他的家人，其實一直訴說著一個台灣人與外省人的故事。

二二八事件發生之際，時任《台灣新生報》高雄印刷廠廠長的林界在高雄市長黃仲圖邀請之下，在1947年3月6日上午與議長彭清靠（彭明敏父親）等人代表市民，攜帶《和平條款九條》與高雄要塞司令彭孟緝洽商二二八事件的後續處理。然而，3月6日下午開始，彭孟緝卻派出部隊鎮壓在高雄市區，更在3月7日以迫擊砲等重型武器攻擊高雄中學。3月21日，高雄要塞司令部槍決林界。

林界被殺身亡，留下了妻子胡錦華與三歲的林黎影、一歲的林黎彩兩姐妹。林界離開後8年，母親無法承受艱苦的日子因此自殺身亡，兩姐妹從此成為孤兒。

林界，是林黎彩那位相片裡的爸爸。林界，也是外省老兵廖中山那位未曾謀面的老丈人。

今年屆滿70週年的228事件，一直是台灣社會的集體創傷，也是遲至近年來才逐漸被打開的禁忌與枷鎖。這起影響近代台灣甚為巨大的事件，從鄭南榕、陳永興、李勝雄等人推動「228和平日運動」以來，媒體界、出版界與學術單位才開始關注，史料、口述見證與相關研究也才陸續問世，政府資料逐漸解密，成為今日接近、理解228事件的認知基礎。

受限於戰後1947年的社會情境，有關228事件的口述大多以台灣人為主，外省人的資料較為罕見，更不要說是外國人的見證。因此，美國副領事葛超智（George Henry Kerr）的《被出賣的台灣》（Formosa Betrayed）和紐西蘭籍、1947年當時在台灣擔任聯合國「救災及重建署」官員的謝克頓（Allen J. Shackleton，另一中文名為薛禮同）的著作《福爾摩沙的呼喚》（Formosa Calling），就成為目前僅見的兩本親身見證228大屠殺的重要英文著作。

記得以前課本上學到，國父孫中山認為設置監察院是獨步全球的設計。但是，最近以來，廢除監察院的提議卻是甚囂塵上。有人主張，監察院存廢涉及憲法層次，豈可輕易論之。就此而言，我認為，憲法是一個國家藉以彰顯立國的精神與價值，並非是不容挑戰或變更的萬年聖典。人類文明既然是隨時代潮流而演進，前人所訂的憲法更應該是被後代人所檢驗與調整，以反映不同時空背景與當代思潮，切合現實環境的需要。

政治學上有個理論，大意是說，理想上，政府制訂政策應該以國家利益為最高指導原則，然而在真實世界裡，機關或內部成員在研訂政策時，很難避免不受到自我利益保存的影響。這個理論或許可以解釋為什麼台灣在過去幾年的政府組織重整（再造）或討論公務人員的淘汰退場機制時，每每陷入「自己改造自己」的困境，無法產生具體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