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時期的我，生長在物資缺乏、台灣經濟正在起飛、十大建設正要開始展開的年代。玩樂的場所除了學校以外，就是家裡附近的田園、溪流、海邊；沒有3C產品、沒有制式玩具、更不可能有大型的遊樂場，但卻創造了無限寬廣與可能的玩樂空間、機會與方式。

收割後的稻田是孩子們的野戰場，順著稻梗抓上來的田土就是砲彈，稻草墩是躲藏的掩體，敵人衣服上的泥土印就是我們的得分點；收割後的稻田也可以是棒球場，報紙、水泥袋是自製手套最好的材料，竹棍、樹幹就是我們的球棒。一個裝奶粉或是裝鳳梨片的空罐子，就可以讓我們玩一整個下午的踢罐子躲藏遊戲。一小塊的紅磚碎片，可以拿來在地上畫上搶國寶、過五關、跳房子的遊戲圖。一根筷子、一支玉兔原子筆管加上苦楝樹的果實，就可以做一支打到人會痛的空氣槍。秋高氣爽的天氣，想放風箏，用報紙、細竹桿就可以做一只飛得又高又遠的風箏。生活周遭到處都有垂手可得的玩樂、遊戲材料、空間與機會，沒有任何大人教我們怎麼玩，就是大的帶小的，或是在旁邊看著看著就學會了。

小茹的爸爸已經被關七年多，最近收到爸爸的信，她拆信讀完後就打開書桌左邊最下層的抽屜收起，一點提筆回信的慾望都沒有。

小茹兒時每周寫信給爸爸，祈禱爸爸趕快回家，能陪她去公園溜滑梯、打球、說故事。從幼兒成長為青少年，小茹建立起自己的生活圈，有了與她分享心事的死黨；有了暗戀的男孩。對爸爸，她感覺心底還是愛著，卻漸漸遺忘該怎麼互動。畢竟，這幾年遭遇生命裡的重要時刻，身邊都沒有這個人存在。相隔兩地，爸爸根本不清楚小茹真實狀況，信中常反覆寫著要小茹聽話、要乖、要好好念書⋯⋯，小茹不拆信都知道爸爸寫了什麼。

小茹很少有機會探視，唯一幾次是姑姑趁當月第一個禮拜天，帶一家人千里迢迢過去。小茹跟弟弟、妹妹必須猜拳決定誰能接見，其他兩個人在外面邊哭邊等，漸漸地大家都不想去。小茹也申請過遠距接見，對著電視講話總是沒有實際存在感，似乎螢幕上的人不是自己的爸爸，最後連遠距接見也放棄了。

類似故事不斷在紅心字會服務裡上演：孩子因父親或母親服刑而隔絕。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第七條指出，兒童有知其父母與受父母照顧的權利、第九條指出應確保不違背兒童父母的意願而使兒童與父母分離。台灣目前面臨幾種狀況：

監獄收容人與眷屬同住辦法等同虛設：

文接【你怎麼不想想】I am Taiwanese and I speak... ──假如要有台灣語言認同（上）

關於台灣本土語言，很多人的心態還沒解嚴，表面接受多元，實際充滿禁忌，走投無路還是只好「大家說國語」。繞了一大圈，跟威權時代禁「方言」沒有太大差別。如今在學校裡，老師不命令孩子們互相糾舉了；但在社會上，成人們自願這樣做。

關於這些扭曲心態，有個鸚鵡故事表達得非常精彩生動。

他講台語 我們快走

今（2017）年初，一位知名文化人，在臉書上khì-phut-phut（氣怫怫）訴說一段經歷：他一家人逛一間店，店裡有隻鸚鵡，他兒子感興趣地逗弄鸚鵡，對牠說「你好！你好！」然後熱絡地問店主，這隻是不是非洲灰鸚鵡。

山本權兵衛 （やまもと ごんべえ；1852年11月26日-1933年12月8日），舊日本帝國海軍軍人，晉陞勳號「海軍大將·從一位·大勳位·功一級·伯爵」，明治、大正兩朝之重臣，分別在1913年與1923年兩度出任內閣總理大臣。

他相隔十年兩度組閣，但是任期卻都不長！第一次組閣因為「西門子事件」貪腐疑案而被迫下台，任期14個月。第二次組閣則因為「虎之門事件」，為攝政宮裕仁親王遇刺負責而內閣總辭，任期只有4個月。

山本伯爵出身薩摩藩、鹿兒島人，1863年十一歲時就參加了薩摩藩與英國皇家海軍之間鹿兒島砲擊事件（Bombardment of Kagoshima）的軍事衝突。1874年舊日本帝國海軍兵學校第二期畢業；後赴德國留學，學成歸國後成為當時帝國海軍炮術的一時俊彥。

之前，有一批台獨青年在網路上提倡「I am from Taiwan. I am Taiwanese. I speak Mandarin.」的話術。據他們說，向外國人自我介紹時，如果講「I speak Chinese」，容易被誤認為中國人，很討厭，「Mandarin」不那麼「Chinese」，比較好。

該則圖文引發正反熱烈爭論。要我說的話，用Mandarin一詞稱呼台灣的這個「國語」，是比用Chinese來得精確，但絕不會更具台灣主體性。Chinese尚可做較寬鬆的文化解釋，Mandarin就是官話，特政治，在現代，就是國民黨、共產黨推的「全中國」統一語言。

這小差別，講給在意的人聽一下就好，我則完全不在意。我要問的是：Why bother？你幹嘛特地跟外國人講這句話？這時你根本在speaking English不是嗎？

FDP 成了自由民主抗議黨

甫在九月二十四日落幕的德國大選，沒有為德國的政治帶來應有的塵埃落定與平靜。才過兩個月，就有人在討論要再舉辦一次選舉，因為新選出來的黑、黃、綠，正好是牙買加國旗顏色的執政聯盟，已宣告協商破局。

參與協商的四個政黨，各有各的理念，就像火車對撞（參見前文），這次破局主因是自由民主黨（FDP）的政黨協商代表，在這幾周的緊密開會後，最終不願放棄政黨理念，不接受綠黨要求接受難民家屬後續來德國允許庇護的政策，而在11月19日週日晚上片面召開記者會，宣告協商破局，退出執政聯盟。

這樣的決定，讓其他參與的政黨都很傻眼，也讓選民感到驚訝。自民黨協商代表說，他們寧願不要執政，也不要錯誤執政。這句話說得很好聽，可是在全民寄予厚望的牙買加四黨聯盟下──黑色基民黨（及巴伐利亞邦的基社黨），黃色自由民主黨及綠黨，這樣片面宣示協商破局，讓全民想不透，也相當憤慨。

重新選舉憲法限制多

近來，一例一休修法再度引發台灣社會爭論，其中，「需要加班機會」與「工作安排的彈性」，是政府與支持再次修法方提出最主要的理由。本文由英國WTR（ Working Time Regulations工時管制）的彈性與不彈性之處，淺論哪些是目前英國勞動法規給予的彈性，與其中哪些是不可妥協之處。更重要的是，本文希望以比較整體的方式來看待對於勞動權益的保障。

英國作為現代資本主義與民主政治萌芽的國家，加上其為工業革命的先鋒，奠定了在世界經濟上的重要位置。每年亦有約1000名的台灣青年持YMS簽證前往英國一圓其國外工作的夢想，再加上每年前往就讀碩士班與博士班的學生，畢業後可能尋求留下工作，英國（尤其是東南部與倫敦）可說是由國際移民所支撐而運作的文化混雜（cosmopolitan）大都會。

就整體勞動人口觀之，外國出生的勞動人口，由1993的7.2%上升到2015年的16.7%，外國人來到英國工作可以說是前仆後繼。整體上來說，他們多數在所謂低技術密集度（lower-skilled occupations）的產業，特別是工廠作業員，2015年外國出生勞動人力占該類型工作達36%。

書名：做工的人
作者：林立青／著，賴小路／攝影
出版社 : 寶瓶文化
出版日期：2017/02/10

在政治、性別、遊民、環保、勞工等議題熱烈討論的現代社會，攪和其中的我偶然發現了這本書，形形色色的書中，經由完善文學訓練，撰寫而成的書琳瑯滿目，然而最耐人尋味的是這種，這種樸素卻不讓人乏味的故事，沒有揚葩振藻的文采，卻叫人閱讀後，有無盡的沉思徘徊於腦海。

工地人生

國發會公共政策網路參與平台上，近來有民眾提案針對酒駕累犯、性侵犯及幼童傷害者施行鞭刑，如今該提案已有高達26,892名民眾附議。為什麼民眾對此提案迴響熱烈呢？以下為筆者的看法。

受到傳統道德教育的長期教化，價值觀保守的民眾，面對酒駕犯、性侵犯，特別是幼童傷害時，他們的憤怒不只為了受害者，亦為了遭到傷害的道德價值。這一類型的民眾以長輩居多。

然除了三綱五常的根深蒂固外，主流媒體──電視新聞亦為此類型民眾的長期陪伴者。社會新聞非善即惡的二元對立觀點、刺激感官的「劇情」安排，潛移默化了這些閱聽人的世界觀－－他們「假想」自己或親人即為受害者，故焦慮於如何預防受害，酷刑的有效性亦在此時經「假想」誕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