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政治工作者，現居台灣高雄。
幾天以來，狗仔與LUCY劇組的保鑣到底發生什麼樣的衝突，盧貝松到底要不要拂袖而去，甚至把台灣的鏡頭剪掉，在不同媒體上面，呈現了不同的故事，羅生門生了半天，直到離台前開了記者會，才把一切定調下來。唯一可以確定的是，大家都被跟拍盧貝松的狗仔惹惱了，一時之間網路上聲討為國恥，路人皆曰可殺。
而像是一種平行剪接的對照敘事一樣，也在幾天之前，才傳出麥可貝在香港拍變形金剛，被地痞勒索，還傳聞連麥可貝本人都被揍了，後來劇組卻又忙不迭說沒有沒有，一切繪聲繪影，事情卻還是神神秘秘。總之，不管，繼續拍下去。盧貝松好像被搞得愈來「愈袂爽」，許多國人也趕快跟著袂爽起來。而同一時間，麥可貝則是繼續「沒靠北」，雖然香港影壇不乏檢討拍片環境的聲音，終究沒有人覺得就此亡國滅種。
有點覺得，透過這樣的激昂，除了痛罵狗仔以外，我們也表現出集體性的自我譴責，以及對失去「國際關注」，有過度的敏感與畏懼。一個民族懂得自我反省檢討，並在意與世界的連結，當然是件好事，但台灣人的卑與亢，卻不是那麼的穩定，常常有些跳tone，有的時候輕賤或忽視了自己的道理，有的時候卻又莫名地覺得自己很有道理。
比方說也是在最近，因為某藝人在韓國飯店被熱水燙傷的消費官司出乎意料地敗訴了，而激起了另一波群情激憤。是說，這場訴訟的結果就算不合理不公道，卻也沒證據表示當事人是因為作為台灣人才受到這種不公平的待遇，或是台灣人確實在韓國的法院屢屢吃虧。但是許多憤怒的國民們很快地集結了起來，為民族大義而團結力抗「韓狗」。所謂的民族尊嚴等等，似乎面對不同國家不同種族，有不一樣的伸縮彈性。
不過，這也只是順道提提而已，事情最核心的重點，還是在狗仔們的是與非。
LUCY的劇情尚不明朗，劇裡的反派長什麼樣還不是很清楚，可是這齣台北拍片記，反派的面目倒是已經相當明朗，就是台灣媒體產業裡面的狗仔們。一面倒的輿論總讓人心驚膽跳，人家說要「站在蛋那一邊」，但是沒有特別提醒說，很多時候這些蛋常被看作是皮蛋、爛蛋、臭蛋等等，讓人即使想要站邊時，也怕惹了一身腥。在風波過去以後，我們不妨來想想，這些蛋真的有這麼臭嗎？
我一直覺得事情是這樣的：如果狗仔們有涉及強制、毀損、妨害秘密，或是其他相關的違法行為，那當然不只該受到輿論的抨擊，更該承擔相關的刑事責任，受到滋擾的當事人，更可以在當場請求公權力介入排除。但在此之外，追躡採訪的權利，就算不說要高度的保護，卻也不應受到扼止。
有人說了，影視演藝人員不同於政治人物，對他們緊迫盯人，公益性質有限，狗仔們祭出什麼「人民有知的權利」當大義名份未免太過牽強。這固然沒什麼錯，然而換一面想，狗仔對明星們的追獵，雖然是「不營養」的，可是真的是「不可以」、「不合理」的嗎？
影視人物、演藝明星們積極促成大眾目光的匯集，轉化成經濟上或心理上的利益，但另一方面，卻只想要享受這種關注帶來的好處，而不願承擔種種大眾的好奇心對個人生活所帶來的負面影響，就說不太過去了。我們一方面被迫收看了「今天在口袋掏出了兩百塊錢真開心」這種垃圾行銷，一方面卻還要照他們的期待，不能看他們不給看的東西，這樣似乎不太公平，也出讓了太多作為觀看者的主動性，權力過於失衡。
那進一步來說，怎麼樣是合理的界線？前面說到了，狗仔若有逾越法律所賦予的界線，則當然不可，但如果是公開的場合裡，採取法所允許的拍攝方式，即便姿態惱人，也不該受到強制地排除。就像是國際大導在城市裡面隨機取景、拍攝行人，也可能把小王帶著第二號女友出門逛街的畫面，不小心被拍入電影、公開放映，這對小王來說，當然是一種隱私的侵犯，並且將導致一定程度的不幸，然而小王可以主張什麼樣的公道嗎？大家又會幫著小王聲討國際大導嗎？我想這不無疑問。
（還有批評者說到這次拍片的什麼保密協定，但那是訂定契約的各方，彼此之間相互的權利義務，對參與契約以外的人並沒有任何拘束力。）
狗仔本身是否違反新聞倫理、是否影響社會觀感，我們應該縱容他們到哪裡，而包括演藝明星在內的所有人，合理隱私的範圍又到哪裡，以及對不習於曝露自己於公眾的常民，應有更多的道德顧慮，這都是可以討論的議題，更可以訴諸更明確嚴格的立法來加以規制。然而沒有進入比較詳細具體的討論，就驟然地將狗仔一船打翻，對事情並無裨益。
狗仔們動不動就拿起「人民知的權利」來正當化自己也固然說不太通，然而他們卻當然可以在法律的範圍裡面主張自己知的權利，即使姿態難看、即使目的猥瑣。而且，保障這些看起來不重要、不必要的「知的權利」，更可以鞏固那些必要時刻的新聞自由，真正地保衛到媒體工作者為人民探知關鍵訊息的能力。
狗仔或許惱人，但把這個問題放大、誇張化，甚至把媒體亂象眾惡歸之，卻也容易因此遮蔽了更加真實的傷害。我們國家最嚴重的媒體問題，絕對不是在跟拍的狗仔。媒體所能犯下的最大錯誤，也絕對不會是在它們給我們看了什麼，而是它們不給我們看見什麼。
而另一方面，說到隱私的保障，忍受政府深有疑義的監聽行動而沒有任何人下台負責的國民們，卻對(不跟蹤大部份人的)狗仔隊深惡痛絕，實在也是另一件奇也怪哉的事情。
盧貝松拍完片段、乘著噴射機離去了，而留下了這座城市裡狗仔們。我們如何與之共存、與之彼此容忍，是一個不該只是感覺層次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