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政治工作者，現居台灣高雄。
好像應該要在開啟這個話題以前，對於服貿協議在內的所有貿易談判議題，有個基本的「合先敘明」：
兩岸服務貿易協議簽訂前夕，郝明義直指馬政府開放中國印刷業，「愚昧、無能、粗魯而自我感覺良好地倒退」。
l 這樣講，或許難免顯得不夠左傾進步，但在「進擊的全球化」的年代，保護主義是我們長遠能夠堅守的城池嗎？這個看起來是悲觀的。或許再高的牆，也終將被資本的巨人所踢破。政府所應該承擔起來的責任，或許是在貿易談判中，爭取最大有利條件（然而只拿不給是不可能的），另外透過稅賦與社安體系，以移轉性支付的方式，對受損的基層工農的生活給予起碼的支撐。對弱勢給交代，是最首要的考量，而台灣政府在這方面的思考總是付之闕如的，面對過去的WTO，或現今、未來各種的貿易談判，我們應該抱持著一樣的要求與批判。
l 而對於中國，這個問題又再多上一重。對中國產生經濟依賴，是我們所當然要避免的；但對中國復歸全面閉鎖、要做到經濟上的堅壁清野，卻也是「回不去了」。那這種進亦憂、退亦憂的情況，要怎麼辦呢？台灣經濟的出路，或許在於在對中經貿上，找到自己不可取替的優勢，在某些關鍵環節上建構「反依賴」的可能。譬如像產品的可信度危機，就是中國在可見的未來無法克服的問題。目前馬政府也沒有這樣全面視野的產業戰略，只有一逕地倡言開放，當作萬靈丹，這就是我們所反對的。
然而，這些也只能是總體上的泛論，個殊的產業還得個殊地討論。像是內容敏感的文化相關產業，就不會只是經貿問題。而我們所關心的，也就不只是以上的原則而已。
在整個服貿協議簽定的前夕，著名的出版人郝明義開了遲來的第一槍，有許多關心台灣言論自由與民主政治的朋友，紛紛支持聲援，一時之間按讚與轉錄滿溢臉書版面。
然而細究郝明義的主張，我們真的要全面地同意他嗎？
郝所提出的訴求，大抵上是這樣：
1. 馬政府談判不利，沒有辦法實現「帶大家進入華文市場」的承諾。
2. 馬政府沒有把出版、印刷、發行、零售四大產業環節綁在一起談。
3. 馬政府更沒有向中國爭取「書刊准印證」。
簡單來說，他的核心關懷，是台灣出版相關產業能否順利進軍中國市場，馬政府沒有做到這點，令他失望；而對於向中開放台灣印刷市場的措施，他的反對，主要是因為缺乏對台灣印刷業的對等待遇。
然而，就在服貿協議在上海簽定的隔天，同一座城市裡，馬上就傳出這樣的新聞：
http://sidefilers.pixnet.net/blog/post/122193892
像上海誠品這樣的事端，在印刷業、出版業等不同的環節上發生，是毫不意外的。我們要問的是：這樣的事，有書刊准印證就不會發生了嗎？或是把印刷、出版、零售、發行綁起來談判就能避免嗎？在全無出版自由，無法可作為自依、或是有法也徒為具文的中國，有什麼是對出版業者權利的充份保障呢？
又或者，台灣的出版業者如原本的期待，成功獲取了大華文市場，在其中欣欣向榮，又甚至中國還是一樣讓利、讓利更多，讓台灣出版業者在中國大發利市，那麼對台灣本身的影響，是好是壞呢？像上海誠品事件這樣的波瀾，所引發的言論自由戕害，是會減輕呢？還是更嚴重呢？
這是在對馬政府貿易談判無能感到不滿的同時，卻也想就教於郝明義先生的問題：我們應該要幫助出版業者往中國發展嗎？
當印刷業大門洞開，挾龐大資本力量而來的中國業者，逐漸在台灣印刷市場形成壟斷力量，然後從印刷的環節上面鉗制出版的內容，並不是不可想像的事情。也因此更可以想像，若出版業加入下一步交互開放的產業，則我們所面對的，會是中國業者的大舉進襲，在台灣市場內部形成力量，透過市場競爭夾殺台灣業者，言論自由也將受到影響，這自不待言，而也已經是目前輿論攻防的重點。
但另一個方向上面，卻沒有被提出的問題是：在台灣出版業成功進軍中國市場後，出版商將以中國市場的穩固發展為最重要方針，大舉西進變成了大舉被吸進，而為了謹小慎微不出事端地維繫中國生意，則不要說在中國的發行內容，連台灣本土都開始自我審查，台灣的出版、言論自由於是也因此「被自殺」…這已經不只是經貿的損益而已了，更是整個台灣言論自由的保障的危機。現在大家關心的只有前半截，可這後半截影響同樣深遠。
雖然就像開頭所講的，從經貿的觀點來看，資本的移轉能力如此龐大，或許防堵的前景長遠來說也是悲觀的，但損益衡量起來，我們的政府實在也沒有積極促成出版相關產業開放的理由，我們的社會各界更沒有義務要為出版業者在中國市場上的競爭力與獲益可能敲鑼打鼓。這當然不只是經貿問題而已。
出版等內容敏感產業，也比起其他產業別，更加不能以單純的經濟邏輯來思考。一方面，它比一般的產業，更有依賴中國的強烈誘因，除非我們從今天開始執行「新加坡化」，在20年內把台灣的官方與民間使用語言改成英文，但這當然是做不到也不宜去做的事；另一方面，這些產業卻也與我們的民主政治與文化發展息息相關，我們當然希望看到他們有活路走，但是要謀求的或許其他方式的產業革新，而不是鼓勵這種飲鴆止渴的搞法。
更進一步來談，跟文化產業要放在一起看的，是整個文化的整體發展，這當然是更深遠的戰線。值得注意的是，在海基海協兩會第9次高層會談裡，中方又再次力推文教協議，而這個時候冒出的出版業開放爭議，實在很難不多作聯想。
（文化協議的脈絡）
今天文化界群起聲援之際，更要拉出的戰略是，怎麼樣在眼下的文化危機之中，預先拉出防衛的戰線，形成具體的策略，來反抗自我審查的形成，反制壟斷資本的鉗制，這比起替大型出版企業護盤討糖吃，應該來得迫切地多。至於部份出版業者在商言商，爭取自己產業的市場開拓與利潤空間，是可以理解的，但要把它當成社會公益/公義來訴求，還要大家來幫腔促成，就實在大可不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