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遺忘的歷史】蔣家王朝羅織失敗的〈關仔嶺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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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大法學院一九六○年期的畢業生出了不少知名人物,其中有好幾位後來都成為台灣獨立運動的領導人物;當年曾經發生一樁〈關仔嶺事件〉,中國國民黨蔣介石政權的特務企圖將這些人物羅織入罪,結果並沒有成功,此後三十多年台灣獨立運動之所以能蓬勃發展,這些青年菁英居功厥偉。

〈關仔嶺事件〉並沒有正式成案,只因當年涉及的人物多數遭到蔣家王朝特務的約談,其中出國者且成為蔣家王朝的「黑名單」,後來在一些記載中就將之稱為〈關仔嶺事件〉。

該事件的起源,是一九六○年六月十九日一群青年人在關仔嶺所召開的一項祕密會議,事後有「密告者」向特務舉發,蔣家王朝特務遂展開了長達半年的追蹤、約談、騷擾等等行動,讓這群青年人飽嚐白色恐怖的驚懼,然而,相對也為海內外台灣獨立運動增添了不少信念堅定的生力軍及傑出領導者。

該項會議主要倡議人之一的蔡同榮,在他所著的《我要回去》一書中對這項倡議有如下的記述:

「大學畢業後,要當預備軍官。我反對國民黨政權,但又要服役於該政權所賴以生存的國民黨軍,心理上很矛盾,也很不甘心。我曾試著潛離台灣,拜託朋友找船偸渡,對方開價三萬台幣,價錢並不算貴。我囑咐女友蔡麗蓉的同學謝淑媛,如果我「失蹤」,就轉吿她我已偸渡離台。」

「但當時是一九五八年八二三金門砲戰的前夕,國民黨加强台灣海峽的巡邏,船主感到風雲太緊,叫我不要嘗試。於是我乖乖地當預備軍官去。報到那天我到晚上才到步兵學校,鎭公所兵役課的人員早上到我家找不到我,下午到步兵學校也找不到我,以為我逃兵了。」

「本來我計劃退伍後馬上來美留學,學成馬上回台參加反對黨的組織。可是,一九六〇年二月退伍後,來不及辦理出境手續,趕不上春季上課,就利用時間做些組黨的舗路工作。我請敎李萬居與郭國基,也把我那些具有强烈台灣意識的朋友們組織起來,召開了一個關仔嶺會議。」

該項會議另一位主要倡議人侯榮邦,一九九三年四月七日,在《自立晚報》發表〈回首關仔嶺事件〉的憶述中指出,該項會議是由在台大念書時就因理念相同而相交甚密,並且建立了「台灣人必須爭取台灣獨立」共識的朋友,包括張燦鍙、蔡同榮、羅福全、侯榮邦等十人共同策畫。

他們分頭邀集了四十三名以台大校友為主的青年人(蔡同榮自述說,也有其他大學校友,甚至於中學畢業生,這些人來自全台各地),並包下台南縣關仔嶺的一家溫泉旅館(靜樂旅社)作為聚會場所,蔡同榮在《我要回去》一書中記述,「投宿者只有參加會議的人,沒有其他旅客。為迴避警察的耳目,只有一部分的人向旅館登記」。由於蔡同榮和另一位同學劉家順即將赴美留學,因此,他們便以歡送蔡同榮等兩人為名義,舉行了這項「關仔嶺會議」。

當時,雷震、李萬居、郭雨新、蘇東啟等人正在積極進行組織反對黨的運動,所以,侯榮邦憶述說,他們針對這項運動展開一場熱烈的討論。兩天一夜的會議結束之前,他們一致同意結拜為兄弟,許諾永遠保持密切的聯繫。

沒想到在會議結束之後,劉家順首先被特務盯上了,並以卑劣的手段阻擾他留美的計劃。當時,蔣家王朝整肅逮捕雷震不久,他和蔡同榮一起準備前往美國留學,兩人從嘉義到台北夜宿於台北後車站的福海旅社,隔天上午就要搭乘留學生包機到美國。

侯榮邦寫道,當夜突然有一通電話打到旅館,「那是包辦留學生包機的旅行社給劉家順的電話。《我要回去》一書中也提到當時的情形,蔡同榮的說法是:旅行社人員親自到旅館通知劉家順,說他的護照已被警備總司令部吊銷,不能出國。侯榮邦形容「真是晴天霹靂,劉家順聽了電話後,頓時面容失色....」。

當時的護照是由警總核驗後統一在機場分發的,因此,隔天一早,他們一起到機場查證,果然,警總人員親口告訴劉家順護照已被吊銷的事,而蔡同榮則順利領到護照搭上飛機,雖然飛機曾經滑到跑道又滑回停機坪停了一個小時,但蔡同榮擔心被拉下飛機的事終究沒有發生。蔡同榮記述說,「我們都感到奇怪,如果是為著政治問題不能出國,為什麼只留住他而沒為難我?」

劉家順是由台中一中直接保送台大法學院政治系就讀的,他以優異的成績畢業,結婚後住在嘉義市。他帶著沮喪、狐疑的心情從台北回到嘉義後,即被調查局嘉義調查站約談,並且一去不回。

侯榮邦指出,參加過該項會議的陳安瀾,不久,也和蔡家順一樣被調查局約談,同樣行蹤不明。「這時,我已判斷一連串的事件必定與關仔嶺會議有關」。根據蔡同榮的說法,他「抵達美國不久,就收到劉家順及幾位參加關仔嶺會議朋友被捕的消息。」

可是,蔡同榮並不認為逮捕行動一開始就與該項會議有關,而是「警總人員告訴劉家順,如果他把所有罪過交代清楚,就可以馬上赴美留學,他信以為真,本來情治人員只知他常常發國民黨的牢騷,而他卻把他們不知情的關仔嶺會議也統統說出來」(《我要回去》一書記述)。

隔了幾個月,侯榮邦也遭到約談,特務的問題都集中在〈關仔嶺會議〉上,特務認為該項會議背後一定隱藏有其他目的或陰謀,硬逼他交代會議討論內容及參加人員名單,他照實告訴特務並無任何陰謀,但是,特務不滿意。

後來又接連約談侯榮邦兩次,進一步要他承認會議中曾經討論台灣獨立的問題,侯榮邦在憶述中明確指出,特務還拿出一份他的同班同學施啟陽的密告,他仔細看那份密告書,證實確是施啟揚署名的,但侯榮邦堅決否認,並指斥施啟陽密告錯誤,他自始不肯透露該項會議的詳細內容,因為他的堅持,特務也實在缺乏確切的證據,就放過了他。不過,他在第三次約談後,一九六三年四月即與後來也成為台獨健將的林啟旭一起前往日本留學,同年十二月也一起加入《台灣獨立建國聯盟》。

參加〈關仔嶺會議〉的青年人,除了已經出國的之外,幾乎每一位都被約談過,其中,有幾位甚至遭到非法拘禁長達半年之久,特務始終問不出所以然,後來,包括前述蔡同榮赴美,侯、林兩人赴日,以及其他好幾位相繼出國,說起來還算順利,主要原因是當時蔣家王朝正全神忙於策反、破壞廖文毅的《台灣共和國臨時政府》。

警備總部根據施啟陽的密告書,將曾與同學談到台獨問題的劉家順移送軍法審判。已經出國的會議參與者,後來都成了蔣家王朝的「黑名單人物」,誠如蔡同榮所說的:「這下子,我變成『天涯淪落人』。旣然台灣回不去,唯有留在海外從事推翻國民黨的工作。」

目前從檔案中尚未發現這份施啟揚的密告書,然而,侯榮邦說得千真萬確,應非虛構,除非是特務變造出來的。唯中國國民黨蔣家王朝在台灣學府內及海外留學生中密布職業學生,是已經被確認無誤之事;像馬英九留美時就被台灣留學生當場逮獲,又像中國國民黨中央黨部一份資料所呈現的,「中山獎學金」留日學生江丙坤,向該中央黨部要求隱匿身分,「俾便於展開活動,中山獎學金同志名單,不宜發表,在通訊上避免使用『中山獎學金』銜封」(檔案管理局檔號:A303000000B=0051=006.3=019=1=025=0000325740002),都是確鑿的顯例。

劉家順是這些人中唯一被送軍法的。他先被關押在調查局留質室(三張犂招待所),據說在這裡遭受到嚴刑逼供,被迫寫下自白書,才移送當時的《台灣警備總司令部》,在該司令部軍法處偵訊時,把他的陳年舊事都搬了出來,臚列的罪狀包括:

一、劉家順在台灣大學政治系求學時代,受不良雜誌刊物暨美國〈康隆報告〉,以及廖文毅從事台灣獨立活動的影響,對政府不滿萌生台灣獨立自治的理念;

二、一九五八年六月,在同學丘宏達家中舉行畢業同學聯誼餐會,劉家順在餐後發表台灣獨立的主張,希望大家畢業後,到社會上去,多交朋友,競選議員,迨建立社會基礎,再行合作等言論;

三、一九五八年八月,劉家順應召預備軍官訓練,在鳳山步兵學校受訓期間,跟同時受訓同學龔伯文、蔡順利、吳高山等人,大談台灣獨立自治的主張及廖文毅在日本從事台灣獨立活動,強調廖文毅的組織規模很大,旅日台胞十之八九都已參加等言論。

四、一九六○年九月,劉家順考取留美於準備出國時,前往同學陳安瀾家中辭行,又談及廖文毅在日本已製定所謂國旗、國歌及憲法等情形,並認為「國旗」應設計為藍底中間一條香蕉式樣,及台灣行政區域應重新劃定的意見。

從以上臚列的一、二、三項罪狀,證明劉家順早就被在一九五八年七月改組為《台灣警備總司令部》之前的《台灣省保安司令部》特務盯上了,遭到職業學生密告而列入「管控對象」,而且自台大至服役期間都有特定的「抓耙仔」跟在身邊進行監控、紀錄,定期呈報密告書,每一個階段的「抓耙仔」都不相同,顯見蔣家王朝中國國民黨政權特務的監控布建之廣泛、嚴密。

劉案是以叛亂嫌疑案件起訴,軍事檢察官聲請交付感化,判決時軍法處也認為「被告向三五同學談論獨立之主張,暨傳述廖逆文毅在日本從事台灣獨立情況之言論,尚非公開對不特定之多數人發表,按其情節,認有交付感化之必要」,一九六二年年五月十八日軍事終審法庭是依〈戡亂時期檢肅匪諜條例〉、〈戡亂時期匪諜交付感化辦法〉,裁定劉家順交付感化三年。

至於侯榮邦提到的,和蔡家順一樣被調查局約談後行蹤不明的陳安瀾,就讀嘉義中學時曾涉入一九五○年「台大學生林月濤組織SFG黨案」,涉案六人有四人判刑七年至十五年不等,陳安瀾雖承認曾跟他們在一起,但辯稱沒有加入,軍事法庭在那個「知匪不報」的年代竟判他無罪,實在非常幸運。

檔案管理局收入的調查局檔案(檔號:A311010000F/0059/156/00704)摘要中記述,一九六一年調查局留置室被留置人資料中有「陳安瀾」,顯示他曾遭到約談。另一份「陳安瀾案」(檔號:AA11010000F/0049/3-9/01999)的摘要中記述:

「臺灣大學學生因曾參加臺獨活動,經司法行政部調查局扣訊後保釋,後任職於外交部,而受國家安全局、司法行政部調查局等單位調查,後外交部安全室因該員經偵查未發現可疑言行,而陳請調查局准予停偵結案獲准,後法務部調查局又因該員經常赴大陸地區,而對其重啟調查。」這位台大學生是否即案名所指的「陳安瀾」,有待進一步詳查。

而劉家順案中提及的「龔伯文」、「蔡順利」,後者於一九六○年底也列名於調查局留置室被留置人資料裡,前者則沒有調查局留置室的資料,但在國發會檔案管理局收入的調查局檔案(AA11010000F/0052/301/01770)「龔伯文案」中,卻有一段摘要指出:

「情治單位向司法行政部調查局陳報運用人員前往日本留學,以及赴日後即失聯等情,至民國六十七年時,調查局屏東縣、花蓮縣調查站向調查局陳報該員言論可疑情形,據查該員於日本回台後以寫作講學為業,並多次於臺灣基督長老教會聚會發表可疑言論,調查局因該員曾為運用人員,為獲得長老教會情報,擬重新取得聯繫,並函請花蓮縣站協助辦理。」跟前述的「陳安瀾案」一樣,有必要向國家管理局申請詳細資料證實。

〈關仔嶺會議〉的參與者無論在國內外,學業、事業都有卓然表現,並致力於台灣主體意識、獨立理念的推廣,多數成為海外台灣獨立建國運動的領導幹部,然而,在極權統治下仍沒有擺脫特務的暗黑監控,誠如《台灣獨立建國聯盟》前主席所言:「自1960年《台灣青年社》成立以後,成員就成為國民黨監視的對象,他們在台灣的家族、親戚、好友當然成為威脅壓迫的對象。成員與在台家族幾乎斷絕一切往來,頂多是秘密聯絡。」(黃昭堂講述〈日本的台獨運動〉,刊於〈自覺與認同——1950~1990年海外台灣人運動專輯〉)

〈關仔嶺會議〉的參與者除了他們本身讓「抓耙仔」有津貼可領之外,他們的父母、兄弟姊妹也成了居住所在地警察局的「偵監分子」,警察局、派出所必須定期填報「海外台獨分子家屬偵監綜合資料表」、「政治性人口清查建議表」,戶籍更易時這份資料表也會跟著流程跑,他們家屬辦理出國手續皆須由警察局以密件函送警備總部嚴格審查,一直到取消「黑名單」後才撤銷偵監。

這一批順利出國的菁英到達僑居地不久的一九六五年,蔣家王朝成功逼迫廖文毅返抬投降之後,就開始對付信念堅強的《台灣獨立建國聯盟》及其前身《台灣青年獨立聯盟》,竟然動用外交資源,在日本展開一波接一波強制遣返的迫害手段。當時,蔣家王朝除了收買日本不肖官員之外,還跟日本政府進行暗盤交易,就是「以煙毒犯三十名配換一名獨立運動者」。

跟侯榮邦一起到日本留學,也是〈關仔嶺會議〉的參與者林啟旭,此時成了這波整肅首當其衝的受害者。他在一九六五年當選聯盟的中央委員,先後擔任過資金部長、總務部長、日本本部委員長、總本部中央委員、聯盟機關刊物《台灣青年》的編輯長等等職務。一九六七年,林啟旭和另一位獨盟成員張榮魁的居留期限屆滿前幾天,申請延長居留遭駁回,同時接到驅逐出境令,同年八月二十五日即被日本法務省出入國管理局品川辦事處收押。

他們在辦事處內進行絕食抗議,《台灣獨立建國聯盟》也立即展開救援行動,對日本各界有識之士呼籲伸出援助之手,成立以著名作家(大宅壯一、小田實、開高健、阿川弘元等人)、學者(明治大學教授宮崎驚樹等)、國會議員等四十七人為發起人的「張榮魁、林啟旭兩君守護會」。日本社會的迴響相當熱烈,有很多家庭主婦及學生、中智階級,紛紛投書給朝日、讀賣、每日等大報,要求日本政府必須遵守《世界人權宣言》的規定,最後才由法院判決釋放他們。

在林啟旭、張榮魁事件之後,留日台灣人的獨立運動益見蓬勃,蔣家王朝因而下令修改留日規定為:「一、科系限理工農醫,二、須有學校獎學金,三、由警備總部嚴格審查忠貞。」但是,蔣家王朝中國國民黨政權已經被看破手腳,留日台灣人團體的台灣意識大幅提升,很多團體都把名稱上的「中國」換成「台灣」,例如東京大學的「東大中國同學會」,在一九七九年,就投票改名為「東大台灣同學會」;後來獨派學生越來越多,更在一九八八年七月成立「全日本台灣學生會」,不知這是蔣家王朝迫害所造成的反效果,還是台灣人撥亂反正的正面效應。

林啟旭後來在二二八事件仍是絕對禁忌、還沒有研究專書的時期,就撰寫《台灣「二二八」事件綜合研究》一書,由美國的《台灣公論報》出版,震驚中國國民黨政權的國安局,立即列入禁書杜絕在台灣國內流傳。

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