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內外】1960年代電影裡的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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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筆者在日本網站購得1960年代台灣與日本合拍的《金門灣風雲》(1962,日文片名:金門島にかける橋)與《海陸空大決鬥》(1966,日文片名:かみかぜ野郎真昼の決闘)DVD。兩部電影分別是由當時的巨星石原裕次郎與千葉真一擔綱演出,前者內容是以八二三砲戰為背景的台日男女愛情故事,後者則是二戰結束前夕,有日本人將價值200億的鑽石埋藏在台南某處。戰後,有人打探寶藏的下落,各方人馬於是在台灣爭奪寶藏。

電影分析有好幾條路徑,明星、故事內容等都是線索。觀看這兩部電影時,卻是電影裡的台灣景象。《金門灣風雲》裡可以看到台大醫院、植物園、中山堂、台北與高雄車站、高雄港等地。至於《海陸空大對決》當中,台灣元素更為濃烈,不僅西門町、台南運河與孔廟、六合夜市、日月潭等都在其中,還可聽到小販「肉粽」的叫賣聲與「月夜愁」的歌聲。如日方的電影宣傳所說,這部電影異國情緒洋溢。

微妙的是,作為台灣人,反而在異國情緒的電影裡,看到台灣知名地景的昔日樣貌。1960年代是台灣電影起步的年代,國語與台語電影在這個年代各有不同的電影類型與敘事,電影中的台灣景象自然也相當豐富,不過,其所呈現的景象與題材密切相關。可以說,在不同語言類別與國別的電影產製背景下,帶出不同視角的台灣景象。

健康寫實主義裡的農村

日前去世的李行與白景瑞是1960年代兩位重要的國語電影的導演,他們在1960年代的電影當中分帶出農村與城市兩極的樣貌。

1930年出生的李行,1948年來台灣就讀臺灣師範大學的前身台灣師範學院,20多歲的他戲劇與電影兩者兼行,幾度申請進入中影擔任演員或導演都被拒絕,倒是他1959年執導的台語電影《王哥柳哥遊台灣》轟動一時。1960年代是李行導演之路的關鍵年代。

1963年,中影總經理龔弘提出「健康寫實主義」,簡言之,就是要仿效義大利的新寫實主義那樣敏銳地注意到社會現實問題,但在表現上又必須面向光明。事實上,李行1963年的《街頭巷尾》就已經有健康寫實主義的味道,只是,這部電影是由李行父兄所成立的自立電影公司出資拍攝。這部電影描述外省底層族群的生活,他們生活在社會底端,雖然貧困但尊嚴地活著,就靠彼此相扶持生存,他們堅信有一天還能回到老家!電影中的台灣景象不多,諸如電影中的小女孩上小學的一段,才出現當時小學生活的樣貌。

也在1963年,李行終於進入中影,他1963年的《蚵女》(與李嘉導演合拍)與1965年的《養鴨人家》可說是健康寫實主義經典。《街頭巷尾》還是黑白電影,但《蚵女》開始就已經是彩色電影。這兩部電影的共通特色在於,同樣都是農村的年輕女性為主角,也都出象徵現代化的農業專業訓練人員,協助科學化的生產。健康寫實主義的破綻,一是電影中的語言使用,農村說國語相當不自然,《養鴨人家》裡台語演員素珠捲起舌來說國語,就有強烈的違和感。二是影像之外的現實。1960年代正是農村年輕勞動力移轉到大城市的年代,農村景況並未如健康寫實主義所展現的那樣溫馨。無論如何,電影旨在架構一個本土農村的敘事,以《養鴨人家》為例,有在南投草屯拍攝的農展會、有在昔日養鴨王國彰化線西拍攝的養鴨情景等,這些地方共同構成一個當時台灣農村場景的想像。

台北人的現代苦惱

也在健康寫實主義的農村景象之後,白景瑞以台北中產階級乃至上流社會家庭為背景的城市故事,也再現了相當多的台北場景。1967年的《寂寞的十七歲》裡,是背負著升學壓力的高中生暗戀花花公子的表哥的故事,女生因暗戀挫折甚至一度精神失常,但最終仍在師長與同學協力下重新面向光明,綻放年輕人的活力。高中女生是上流社會人家,寬敞的家庭空間、電視機、個人的房間與明星海報等架構了1960年代上流社會人家的住所與生活慣習。此外,電影裡的景美女中、中山兒童樂園、國賓飯店、統一大飯店文華廳等具體地景則推疊出當時高中女生的生活圈與上流社會人家的應酬場所。

1969年的《今天不回家》,以公寓裡三組家庭的蹺家故事為交錯,有的因升學壓力、有的遇到舊情人天人交戰、有的因生活壓力想舒緩卻碰上仙人跳,他們都因煩惱與衝突蹺家,這也是電影名之為今天不回家之故。關於這部電影,一條重要的線索就是公寓,電影一開場就是興建中與興建完成帶著現代感的公寓。事實上,1960年代的台灣政府正大力推動國民住宅,國民住宅便是公寓格局與現代化的起居空間安排。電影中住在現代化的公寓裡的人們,他們所遇到的問題,也正是現實當中城市中產階級所遇到的生活難題。

歷史生聚教訓下被扭曲的台灣地景

健康寫實主義與白景瑞的城市題材電影,各自再現了台灣的農村與城市。不過,1960年代有一類電影看似跟台灣地景無關,但其實卻是將之扭曲。

冷戰時期台灣以「自由中國」自居,與共產中國對抗,在「反共復國」的宗旨下,很多「歷史生聚教訓」不但是政治宣傳,也成為國小課本內容。這些歷史生聚教訓當中,不外乎強調以寡擊眾與暴政必亡,少康中興、紂王暴虐無道而亡國、勾踐臥薪嘗膽終於完成復國、田單復國等,暴虐亡國的故事遙指中共暴政,中興復國的故事則指國民黨在台灣記取失敗教訓,勵精圖治準備反攻復國。

從歷史生聚教訓到電影,同樣是中影出品,1966年李行、李嘉與白景瑞合作的《還我河山》就是一個例子。1952年蔣介石巡視金門時,在太武山寫下「毋忘在莒」,也就是要大家記住田單以莒城為反攻基地的故事。儘管史書的記載當中,田單是以即墨為基地,但在黨國體制的宣傳下,毋忘在莒成為政治宣傳,甚至也進入一般人的日常生活當中,例如有毋忘在莒的郵票、甚至「莒光號」火車的命名,至於影響最大的,應該是國小教科書當中田單以火牛陣復國的內容,這些成為所有學生都必須熟讀的課文。電影《還我河山》就是把田單復國的故事搬上大銀幕,這部電影在當時可說是大場面的製作,其拍攝地點就在台中清泉崗,現代的清泉崗經由劇組的場面設計,搖身一變為中國古代歷史的田單復國的舞台,這種地景的時空移轉,只能說是一種時代下的扭曲。

歷史題材除了《還我河山》之類的歷史生聚教訓之外,也還有描寫國民黨的抗日故事,其間也會加入共產黨份子在暗中破壞的情節。1969年軍方的中國電影製片廠推出的《揚子江風雲》,便是一例,電影根據鄒郎的原著小說《死橋》改編,故事是以湖北監利縣為背景的真實故事。電影的拍攝地點在鹿港,鹿港也搖身一變為湖北監利。

台語電影裡的城鄉發展不均

可以看到,地景的再現與電影的主題有直接的關係。1960年代國語電影的主要類型當中,或以溫情的方式表述現實農村、或以歷史生聚教訓為題、也或者表述國民黨的抗日歷史,國語電影當中的台灣,一方面是美化的鄉土、台北中產階級的生活,另一方面搖身一變成為中國的某個地方。

至於台語電影,某些台語電影主題對此提出不同觀點,例如尋人題材就是對健康寫實主義的異議,這類題材有的是年輕女性從農村到大城市台北發展,然而,在台北人生地不熟,為謀生不得不墮入風月場所。而後,在農村等候消息的男友不見女友音訊,前來台北找人,結果雙雙發生悲劇,梁哲夫1964年的《台北發的早班車》就是這樣的故事。

這樣的故事強調貧窮、純樸的農村(這恰與健康寫實主義的農村成對照)與紙醉金迷、人心險惡的城市的對照,象徵台北大城市的裝置霓虹燈、計程車、舞廳成為基本元素。此外,火車站裡的時鐘,從南部前往台北的交通工具火車也成為串連故事的中介。

台語電影的特色之一,就是像文夏與洪一峰這樣的台語歌曲明星,也參與電影演出,他們是主角,故事以兩位明星量身訂做,電影中也穿插他們所演唱的歌曲。《再見台北》與《舊情綿綿》是他們所主演的尋人故事,也不約而同以台北為背景。電影裡的人行天橋、繁華的商店街、霓虹燈、電話亭成為台北片斷。

總結來說,1960年代的台灣到底是什麼模樣?同時期的電影因語言類別乃至觀眾基礎的差異外加不同的產製背景等因素,其所呈現的台灣各有所側重,於是形成一個台灣,各種表述的有趣現象。

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