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治時期電影史漫談】不只是辯士——詹天馬其人其事研究(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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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界的辯士

可以看到,30歲左右到永樂座的詹天馬正值人生的活躍時刻,1930年代初期,他從電影館裡的辯士跨界與其他媒介產生連結。一是他與辯士王雲峰為《桃花泣血記》所寫的宣傳歌,成為古倫美亞唱片錄製的唱片,該曲由女性歌手純純演唱後成為台灣第一首流行歌曲。

此外,1931年台灣放送協會成立,廣播節目每日的節目表在《台灣日日新報》與《台灣新民報》都有刊載,其中可以看到「映畫物語」的節目,該節目除了日本電影的解說之外,也包括由台灣辯士解說上海電影,例如1932年4月22日詹天馬講解《戀愛與義務》、1932年5月11日王雲峰講解《愛情與黃金》、1932年8月3日蕭天狗講解《倡門賢母》,其中,王雲峰當天講解部分特別強調台灣語解說,推估詹天馬與蕭天狗也是以台語解說。

看到蕭天狗的名字時,不難想到天馬、天狗,詹天馬與蕭天狗應是關係密切。接下來在1933年5月6日《台灣新民報》天馬映畫社的廣告裡,不但可以推測出兩人關係,也可以延伸看到天馬映畫社的經營網絡。廣告標題是天馬映畫社,「各種影片 全島配給」兩行小字標示經營範圍。該廣告主要內容如下:

「開設中部出張所。新到中高級影片甚多,欲謀中部顧客利便起見,特於左記場所開辦業務。辯士、技師、機械皆備。如有希望租映者,請駕臨接洽當勉強一切以應映遵命。台中驛前 集賢館方 電話五二五番。駐在員  張仁福 蕭天狗。本社 台北市日新町一ノ四 代表者 詹天馬  電話二六二0」。

在這則廣告當中,可以推測蕭天狗可能是詹天馬提攜的後輩,按《台灣藝術新報》1935年3月號「內幕」(うらの裏)專欄裡蕭天狗與另一名辯士被永樂座裁員的消息來看,蕭天狗除了隨著天馬映畫社的工作之外,也在永樂座擔任辯士。為何被裁員?或許1935年這個時間點已是有聲電影時代,台灣引進的上海電影幾乎都是需要辯士的無聲電影,但上海電影熱潮也在減退當中,辯士失業也是電影工業轉型的遺憾。

詹天馬的經營網絡甚至也到花蓮,《台灣新民報》1933年6月1日報導天馬映畫社到花蓮的消息。依報導,天馬映畫社帶著中外佳片從台北到花蓮,6月1日前都是把影片出租他人,6月2日將在花蓮座放映一日,放映電影是西洋電影《人肉之桑港》(經筆者查證,應為1927年的美國電影Old San Fansisco)與西洋大滑稽名片。推測花蓮與台中應是不同的經營,台中是駐點有助手是小有規模的組織化經營,花蓮應是有特別的人租片而有此行,不過,可以看到詹天馬的影片經營已是跨越台北城。

1930年代初期詹天馬因辯士開始受到媒體注目,《台灣新民報》1933年6月14日刊登詹天馬專訪文章〈從映畫迷到活辯的轉化〉(映画ファンから活辯へ轉化),專訪文章特別放上詹天馬照片,穿著西裝戴著圓框眼鏡的詹天馬非常斯文,頗有紳士風範。

專訪文章當中,以1930年代演出多齣知名時代劇的演員片岡千惠藏的外型來形容詹天馬的外型,如果扣合所附照片來看,詹天馬確實是那個時代的型男。專訪文章當中也介紹了詹天馬的辯士生涯,在第三世界館時期,他就以解說《第七天國》與《夫婦》得到好評,他的解說之所以受到歡迎,在一般辯士是從第三者的角度解說電影,但是詹天馬是從電影中角色的角度出發,因此能夠生動。值得注意的是,雖然詹天馬以《桃花泣血記》將上海電影在台灣的熱潮攀向高峰,而且與其他媒介的合作也帶出台灣流行文化。然而,詹天馬的電影解說不僅止於中國電影,他解說日本的武俠片(チャンバラ)如《牢獄花嫁》等也極為精彩。

未完成的《可愛的仇人》

1930年代初期是詹天馬以辯士身分活躍的時代,然而,隨著有聲電影時代的到來以及台灣觀眾對上海電影的興趣慢慢降溫的年代裡,詹天馬的對應是什麼? 

台灣資本電影館的興建再度給他一個重要舞台。1935年由大稻埕著名茶商陳天來出資的豪華電影館第一劇場問世,《台灣藝術新報》1935年9月號洪生的〈稻江映畫界:常設館巡禮一〉在開幕前便採訪了電影館進行的狀況,文章中花費不少篇幅介紹詹天馬的經歷,顯見他在第一劇場成立前後所扮演的核心角色。

特別的是,第一劇場開幕之前便與日本電影公司RKO簽約,文章中指出詹天馬親赴中南部與其他電影館商談建立RKO放映網絡之事。可以看到,詹天馬雖受重用,但在有聲電影的年代裡,他的角色漸漸也成謀士而非辯士。《台灣公論》1936年9月刊登的「映畫與演藝介紹」當中,便介紹了詹天馬,此時已無天馬映畫社的抬頭,僅是無職稱的詹天馬,聯絡地址也與之前的日新町不同,改為太平町五ノ六四,這個地址與第一劇場的太平町四町目相近。

不過,詹天馬在第一劇場的時間並沒有太久,《台灣公論》1937年1月號的〈映畫界內外〉(映画界うら表)與洪生的〈稻江映畫界:常設館巡禮一〉不約而同介紹了詹天馬的新訊息,1936年冬天雙連座完工,詹天馬組成樂多利司(一作興)公司經營,雙連座既有新劇的部分,也有電影的放映。

所謂的新劇,就是詹天馬年輕時候的夢想,透過戲劇表達興革社會的理念。《台灣公論》1937年7月號更是報導天馬劇團組成,募集50名演員。看來以電影辯士出身的詹天馬有些從電影慢慢退出的跡象,其實不然,1930年代中期的兩件事情彼此交錯孕育出台灣人的電影夢。

  1935年《台灣新民報》學藝欄連載阿Q之弟(徐坤泉)的小說〈可愛的仇人〉160回,引起轟動,1936年單行本出版,在日治時期便已三版,銷售量是刷新讀書市場的1萬冊。依1936年擔任《台灣新文學》主編的王詩琅說法,徐坤泉小說走紅的盛況,是「一時家傳戶誦,雖人力車伕,旅社女傭,也讀這些作品」。徐坤泉在《可愛的仇人》一書的序言當中就提到:

「真的,在台灣這樣的環境,要寫成一篇能被認為「大眾化」的小說,是難上加難的事,…所以這部《可愛的仇人》,是以不文、不語、不白的字句造成的,其目的在於能普遍讀者諸君」。

這是《可愛的仇人》的文字形式,至於內容則是青梅竹馬的志中與秋琴長大後各有婚姻也開展出不同人生的故事,志中與秋琴後來各為鰥夫與寡婦,他們的第二代則有戀愛關係,整部小說的就以兩代感情為軸線外加都會生活的元素所構成。可以說,這是徐坤泉眼中的大眾小說,然而,另一個文學群體卻對這樣的小說不屑一顧。

《台灣新文學》1937年2月〈年頭放言的小集〉當中描述了這樣的場景:該雜誌於江山樓所舉行的座談會當中,主持這個座談會的郭秋生,徐坤泉:「現在新民報(即台灣新民報)的學藝面,是你編的,你有滿足沒有?」徐坤泉回答:「沒有滿足。」郭秋生則反諷:「那麼有新的打算沒有?像現在,作廣告欄的補白,不可惜?」郭秋生是台灣話文運動的鼓吹者,在他看來文學應是啟蒙無產階級大眾,郭秋生對徐坤泉的批判,表象層面是徐坤泉邊寫作邊代理「虎標萬金油」,有時還把萬金油置入小說當中,深層層面則是徐坤泉的作品欠缺文學理念,不過就是迎合大眾。

這裡可以看到台灣文化界當中,不同大眾想像擦撞的火花。不過,隨著戰爭氣氛漸漸濃厚,1937年4月台灣總督府宣布報刊漢文欄廢止,徐坤泉也因而失去發表空間。不過,1935年創刊發行將近一年的《風月》,1937年7月易名《風月報》重新發行,或因其標榜提倡風雅藝術與政治無涉,成為漢文欄廢止後少數能發行的漢文雜誌。

《風月報》1937年9月號,刊登一則啟事:為求大規模經營,營業部邀請詹天馬與徐坤泉等五人合資經營。半年之後,《風月報》1938年2月號更發出公告,徐坤泉擔任主筆,詹天馬則擔任監查委員。也在這一期當中,徐坤泉在「來信照答」的單元中回答讀者來信的內容裡,提到《可愛的仇人》將拍成電影的消息,而且已組成大成映畫公司,希望與日本的大電影公司合作。接下來幾期,都可以看到電影化的進度,例如1938年4月號就刊登徵求主題歌的消息,入選一名獎金30圓、5月號更是刊登廣告,告知讀者《可愛的仇人》的日文版將由張文環翻譯。

徐坤泉在「來信照答」當中曾提到希望將主題歌錄製唱片,最終,1938年8月號當中宣告得獎作品,該活動最終由大甲郡的陳百盛的《愛的花》脫穎而出,內容為:

            1…志中與秋琴的歌

         愛的花 花朱紅  心愛尾蝶來求夢

         無疑誤 遇著蜂  被蜂採蜜怨恨重

         啊啊! 愛的花  被蜂採蜜怨恨重

            2…阿國與慧英的歌

         愛的花  花真美   無論時候自然開

         一回開  開一蕊   花心紅蕊專紅血

         啊啊! 愛的花   花心紅蕊專紅血

            3…萍兒與麗茹的歌

         愛的花  花清香   花枝花葉無花蟲

         有開花  有希望   風颱不得害花欉

         啊啊! 愛的花   風颱不得害花欉

從整個電影化的操作來看,不難理解為何邀請詹天馬而且詹天馬也願意加入,這個電影化的操作,就是希望以詹天馬當年的《桃花泣血記》宣傳曲成功模式帶動《可愛的仇人》。不過,雖然做足了種種準備,《可愛的仇人》的電影化不了了之。

親身參與電影製作的作品流產之後,詹天馬似乎對電影漸漸淡出。《台灣公論》1939年7月報導了詹天馬的近況,這位稻江的電影名人依舊活躍,一是透過麥克風在空中與大家見面,這段時間他負責播報總督府放送局的福建語新聞。對這個訊息,筆者查證了同時期的網播節目表,確實存在福建語新聞時間,不過,沒有註明播報者姓名。

二是他開始經營「天馬茶房」,這裡氣氛別緻,7月還要推出午餐。儘管天馬茶房已經開始營業,不過,一代知名辯士語電影再無關連多少讓人訝異。或許因此,詹天馬何時重回電影圈成為新聞,《台灣公論》1939年12月報導了詹天馬將擔任第一劇場支配人(即經理)傳聞,然而,這則消息純屬傳聞並無下文,在此之後,日治時期的報紙雜誌再無詹天馬與電影之間關連的消息。以他的知名度與閱歷,天馬茶房可能不只是一家餐廳,而是各方人士前來的公共空間。

詹天馬再一次出現在歷史舞台,不是電影,而是1947年2月28日天馬茶房前私菸查緝所引起的群情激憤。

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