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治時期電影史漫談】不只是辯士——詹天馬其人其事研究（上）

提到詹天馬，關心台灣電影的朋友會許會有三重聯想：

一是辯士、二是作詞者、三是意見領袖。

作為辯士的詹天馬，國立台灣歷史博物館「台灣音聲100年」的資料庫裡，可以聽到他講解上海電影《可憐的閨女》的片段，德川夢聲是日本最知名的辯士，詹天馬則被台灣觀眾稱之為「台灣夢聲」，聽過《可憐的閨女》便可知詹天馬並非浪得虛名。

作為作詞者的詹天馬，他與另一位知名辯士王雲峰合作上海電影《桃花泣血記》的宣傳曲，建立以宣傳曲拉抬電影的成功模式。作為意見領袖的詹天馬的形象，則來自林正盛導演的電影《天馬茶坊》（1999）。

電影裡，以詹天馬開設的天馬茶房為背景，帶出戰前戰後台灣社會的變化與二二八事件，其中，戴立忍就詮釋了詹天馬意見領袖的角色。筆者在研究日治時期台灣電影史的過程當中，時而可以在1930年代的電影相關雜誌當中看到不少詹天馬的訊息，尤其是2016年復刻版《台灣新民報》的出版，也提供了相當的訊息。

總體來說，雖然訊息量都不大，但可以看到他不僅只是辯士，《桃花泣血記》的宣傳曲之外，1935年前後第一劇場興建與初期的營運，他擔任要角，而後他經營雙連座，也創辦劇團推動戲劇。

除此之外，他也擔任《風月報》的監查委員，其間，《風月報》正推動流行小說《可愛的仇人》的電影化。顯然1930年代的詹天馬以辯士為起點不斷跨界。如果試著把詹天馬實踐的軌跡放在1930年代台灣文化狀態的脈絡下來看，也許可以帶出彼時台灣大眾文化的樣貌。

生卒年考

進入辯士詹天馬之前。有必要先釐清詹天馬的基本資料。關於詹天馬的生卒年，原來像是個謎團，談到詹天馬的介紹文章雖不少，但卻未見關於他生卒年的描述。在凡事google或維基百科的年代裡，筆者也不免看看有無蛛絲馬跡。

曾有一段時間，在維基百科裡，曾出現這樣的解釋，詹天馬本名詹逢時，苗栗卓蘭人，論者並以中研院台史所1892年文件標題為「羅門葉氏立社賣盡根水田契字」當中，契約代筆人為詹逢時作為詹天馬生卒年的參考。

另一個來源則是筆者閱讀莊永明先生的部落格「永明書坊」〈詹天馬與「天馬茶房」〉一文，其中提到「（詹天馬）1953年，因心臟病逝世，享年52歲」。

依此推論，詹天馬1901年出生，不過，文章中並未明示詹天馬生卒年資料來源。倒是在文章最後的資料出處部分有一筆看似突兀的「詹金枝老居士事略」。追索之下，資料來源居然是「台中菩提仁愛之家」，詹金枝則是詹天馬的繼室。事略當中提到：「詹金枝老菩薩，台北市人，生於民國前3年3月5日…。師姑年28歲時于歸台北延平北路，天馬茶房老闆詹逢時。…民國42年，師姑45歲慘遭喪夫之痛，逢時老先生，以52歲壯年之齡，因心臟病而辭世」。如此推算詹天馬1901年出生，這一點較合理。

之所以合理，還要扣合其他記載一起考量，比方說1924年張維賢創辦星光演劇研究會推動新劇，1925年也加入詹天馬等演員。用年齡推算，1892年在契約書上簽名的詹逢時，假設簽字時年紀18歲，加入新劇演出就已是50歲了，當時新劇可說是一種青年文化運動，50歲之齡加入顯然不合理。

因此，1901年是比較合理的說法，不過，讀者也許還會有個問題，就是怎麼確認參加劇團的詹天馬就是辯士詹天馬？確實，在新劇相關歷史資料與論述當中，詹天馬只是被提到的眾多姓名之一，也沒有出身背景的隻言片語難以確認。不過，下文將會提到的《台灣新民報》對詹天馬的專訪當中，就提到了年輕時參加星光劇團一事，詹天馬參與新劇應無疑問。

辯士的第一步

詹逢時雖以詹天馬之名在台灣1930年代的大眾文化當中留下許多足跡，但他的每一步就像他的本名逢時一樣，在很多的變動中作出選擇與實踐，這些都成為1930年代台灣大眾文化的一部分。

如果從電影人詹天馬的角度出發，他的第一關是1927年台北州有鑑於電影逐漸成為民眾喜愛的娛樂，電影說明者也應有一定程度，因此開辦辯士資格的考試。考試分兩天舉行，一天筆試一天口試。筆試分為國語、地理、歷史、電影放映相關法規與作文，每科各一小時。

《台灣警察協會》1927年4月號便刊載了考試題目。茲舉該年幾個題目來看:國語的考試形式是要在小憩なき此の世の世界はかぎりなき快楽を追求してゐる。等句子畫線處寫出漢字的發音、地理則是要寫出屏東、香港、巴黎、羅馬等地所在位置、歷史要寫出凱薩、哥倫布、上山滿之進（即第十一任台灣總督）、諸葛孔明與鄭成功等的相關訊息、電影放映法規則是寫出電影說明者應遵守之事項、作文則是電影說明者的使命。從1927年開始，辯士就必須通過資格考試才能工作，從試題來看，辯士至少擁有一定的文化程度。

詹天馬辯士生涯的第一步是第三世界館。1920年代台北電影館的生態是世界館系列（新世界館與第二世界館）與芳乃亭的激烈競爭，世界館經營者古矢正三郎買下1926年進一步買下太平町的奇麗馬館(キネマ)並易名第三世界館經營。《台灣藝術新報》1937年9月號洪生的〈稻江映畫界：常設館巡禮一〉（稲江映画界：常設館巡り）的文章中提到，古矢正三郎經營之初就遇到一些挑戰，第三世界館所在的太平町是本島人居多，但要找到適合的辯士卻不容易，在偶然的狀況下找到詹天馬，詹天馬也從電影的粉絲變成辯士，他辯士的才能很快為第三世界館帶來穩定的觀眾群。

文章所言，有證言存在。1927年至1931年在台灣讀書的日本人海野幸一，喜愛電影的他這四年當中造訪了台北大大小小的電影館，時隔半世紀後的1981年於《大阪映畫教育》寫下這段期間觀影的經驗，1995年這段文字被翻譯為中文於《電影欣賞》發表。海野幸一的〈昭和時期台北的電影院〉當中便提到第三世界館。他提到詹天馬善於古裝劇的解說，節奏明快是他的特色，此時，海野幸一已知詹天馬被稱為「台灣夢聲」。文章當中，還有一點非常重要，海野幸一提到詹天馬擔任第三世界館的主任，1931、1932年離開第三世界館轉到永樂座。

永樂座王牌辯士

  海野幸一時隔五十年的回憶是否準確？ 應該說，大體上無誤，但細節上有誤差。詹天馬離開第三世界館到永樂座的時間，應該是提早到1930年。依1930年4月7日《台灣日日新報》的報導，中國電影《可憐的閨女》即將上映，詹天馬將擔任解說。

此外，1928年上海電影《火燒紅蓮寺》引發武俠電影熱潮，三年內共拍了十八集，這股熱潮也吹向台灣，不少影片公司前往上海帶回影片出租，《台灣日日新報》1931年3月15日刊載詹天馬將擔任《火燒紅蓮寺》的解說，這也顯見他是永樂座最重要的辯士。也在詹天馬開始在永樂座擔任辯士期間，《台灣新民報》1931年3月14日刊載了一則詹天馬刊登的廣告，內容是他成立天馬共榮組（後來的廣告都稱天馬映畫社），這個公司從事中外影片買賣等業務。為何作為知名辯士之外，詹天馬還要成立公司引進電影？

  在筆者看來，對詹天馬來說，從第三世界館到永樂座，他的活動空間大增。1920年代台北的電影館當中，兩大競爭對手無論是新世界館系列或是芳乃亭，都是日本人所經營，而且隨著1920年代松竹與日活等大型電影公司的崛起，他們也積極與日本電影公司簽約引進日本電影。

也因此，詹天馬在第三世界館就只是個知名辯士，無權影響放映影片。但到了永樂座則不同。永樂座的經營方式是贌，也就是興建完成之後，不負擔引進電影放映，而是外包看誰得標經營，契約完了再議。1920年代上海電影深受台灣人歡迎，開始出現引進上海電影的影片公司，從相關報導來看，這類公司大抵就是三五人組成的小公司甚至也有跑單幫者，他們親自到上海買回影片後回台灣將影片進行出租，永樂座因上海電影大熱1924年成立到1930年代初期，都是以放映上海電影作為號召。

永樂座放映的電影有時依賴這些公司，詹天馬成立影片公司的用意可能在於台灣對上海電影有需求，天馬映畫社可以提供出租，永樂座有需要亦可提供，而且詹天馬作為知名辯士，對觀眾口味最為了解，他比其他影片公司更有優勢。

詹天馬選了那些電影？在資料當中，可以看到詹天馬曾代表兩個影片公司挑選上海電影，一是包下永樂座的巴里影片公司，二是自己的天馬映畫社。總的來說，詹天馬的選片標準有時考慮電影的藝術性與時代性，有時考慮市場性，簡言之，藝術與商業之間的平衡。

詹天馬代表巴里影片公司的選片，對1930年代的台灣電影有著關鍵的影響，當然，這與巴里電影公司的銳意革新有著密切關係。依《台灣日日新報》1932年2月5日報導，巴里影片公司包下永樂座檔期，經營之初便銳意革新，永樂座內外都整理過一遍。報導原文中「且對多年積弊之茶房，大為改善」以及「由公司經營，並大改革使用人等」兩句話暗藏玄機。

原來永樂座的經營方式就是外包再外包，也就是永樂座經營者就是把永樂座外包經營，獲得承包者再將茶房外包，茶房也就是茶水點心，過去因為強行推銷或是要求小費等情事導致觀眾不滿時有所聞。公司經營可能指公司也把茶房這一塊自己經營避免過度推銷。更重要的是，巴里影片公司派出王牌辯士詹天馬親赴上海採辦，帶回《恆娘》、《戀愛與義務》、《桃花泣血記》等電影。這次採購可說是日治時期電影史的重要轉折之一，引進《桃花泣血記》之後，詹天馬與王雲峰兩大辯士合作電影的宣傳曲，也帶動以宣傳曲拉抬上海電影的模式。

在這次詹天馬主導的採購當中，可以看到他選片的品味，這三部電影有個共通性，都是以現代愛情為主題，而且參與演出的明星或是編劇導演都是一時之選，《戀愛與義務》與《桃花泣血記》都是當時中國最重要的女明星阮玲玉演出，《恆娘》的導演是史東山，劇本則是朱石麟，他們都視電影為改革社會價值的藝術。

至於詹天馬自己的天馬映畫社，根據廣告，就是在電影票房與藝術型時代性兩者之間。例如《台灣新民報》1932年5月9日的廣告刊登了詹天馬採辦了《甘氏二小俠》、《武松殺嫂》、《偵探血》等電影。《甘氏二小俠》、《武松殺嫂》都是武俠電影  《火燒紅蓮寺》之後，武俠電影在台灣大受歡迎，應是基於市場考量，引進這些電影。

除此之外，依《台灣日日新報》1934年3月10日的天馬映畫社所刊登的廣告，他還引進上海電影《良心復活》，這是導演張石川根據托爾斯泰的《復活》改編的電影。此外，廣告裡還包括外國電影《燃る四十》(經筆者查證，為1924年的美國無聲西部電影 The Flaming Forties)，天馬映畫社的廣告幾乎就是以上海電影為主，很少出現日本與西洋電影，這則廣告是天馬映畫社的異數，不過，也說明詹天馬引進電影仍是多樣引進。

然而，也可以看到較新的日本與西洋地影早有日本規模較大的公司從事引進，天馬映畫社所能引進的西洋電影也是年代較久遠，《燃る四十》就已經是將近十年前的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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