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週日想想】為什麼「學者治國」很恐怖？

某日閒來無事，在網路上不小心瀏覽到經建會主委管中閔博士當官前在台大發表「我的學思歷程」的講稿，才知道他在質詢台上那種「不要命的自負」（The Fatal Conceit），是來自當年「努力就會成功的」學術訓練所養成。

不過這位計量經濟學的高手，在政治實務上顯然適應不良，才會對GDP不如預期解釋出「沒料到消費這麼疲軟」這種鬼話。其實，物價上漲導致人民的實質所得降低，自然消費就會疲軟，這是隨便路邊問個人都知道的事情，這位經濟學家的「沒料到」，正突顯了他過往的學院人生和現在的官場人生和民眾有多脫節。

學院和社會脫節一直被詬病，學者對於社會提出的建言，也往往因為被認為是不可行的「書生之見」，而無法獲得廣泛的認同。又或者說，學者之見往往只見於少數人閱讀的學術期刊，影響力相當有限。偶而集結對於公眾議題發出聲音，卻有往往不是被特定媒體操弄為政治喊話，要不然就是言論一下又因為沒什麼特別而被淹沒在口水海中。甚且，無論是慘遭操弄或者無疾而終，所述言論對於社會而言，大多不痛不癢。清議淪落如此，當然令人浩嘆。

前一段時間，先是讀了不少司馬遼太郎的作品，然後又因為對於他的反戰立場的確認，而陸續讀了名建築師安藤忠雄和動畫大師宮崎駿的自傳。司馬在歷史小說中追尋日本的原型、安藤視建築為「讓人們齊聚一堂，可以相互對話的場所」，而宮崎駿則隨時困擾於自己對戰爭的矛盾感，與對當代日本的批判。讀他們的作品，總是吸引著我思考對於「過去」與「未來」的種種想像。很多人都以為他們是學院裡的大學者，但檢視其學思背景，發現他們都沒有博士學位，其中安藤忠雄連大學都沒讀過。但這些人對於日本的影響，應該遠超過學校裡的知識份子吧？

要講起沒讀大學的知識份子，就一定要提起2006年過世的美國作家Jane Jacobs，她的《偉大城市的誕生與衰亡》（The Death and Life of Great American Cities, 1961）被認為是與《資本論》、《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等名家同級的美國社會學百大經典。但很多不認識她的讀者都不曉得，這位歐巴桑只有高中畢業，這本經典的文字輕鬆易讀，之所以經典，是因為它被認為是一本真正為居住在城市的人們而寫的作品。書中所極力批判的，正是美國戰後興起的「都市計劃」學說，這派學說認為金融區應該是金融區、公園也應該要是公園，都市需要縝密且專業的規劃，才可以發展。

但Jacobs卻指出，那些規劃都太理論，理論化到忘了城市裡面住了人。她以街廓為例，認為街廓的存在有其生物多樣性的共生意義，小朋友在街道上玩耍，那些三姑六婆式的自然監視，其實遠較在公園裡遊戲安全。每次讀到這段，就會很想搏杯問Jacobs對於當前滿街監視器的世界有什麼批評？

Jacobs對於當時都市計畫學者所推崇的「郊區化」也採取批判的態度。她認為郊區遠無都市生活的有趣，而間接形成的賣場與高速公路文化，也導致了汽車的氾濫。她批判那些規劃學者只想蓋美美的社區，卻忘了人才是社區裡最重要的主體。

Jacobs是一位城市生活的支持者，她認為都市生活具有公眾性的意義，鄰裡街廓也有其自我管理的功能，這些都是在冷冰冰的郊區沒辦法感受到的。簡而言之，Jacobs認為都市應該在尊重現狀的情況下進行改善與更新，而不是為了成就學者的實驗魅力而「砍掉重練」。

她回歸本質的說法得到廣大的支持，其中一位支持者Russell Jacoby在《最後的知識份子》（1987）中給都市計畫學者補上一刀，他在書中提出一個問題，為什麼美國在70年代後，就不再有學院外的公共知識份子了？他舉格林威治村（Greenwich Village）的沒落為例，指出城裡的租金上漲，知識份子租不起房子，只好搬到郊區去，郊區自然沒有都市的能見度，知識份子無法生存，只好轉入當時正大量擴張的學院裡。Jacoby說，美國已經不再有不來自學院的公共知識份子，他們莫不以學校為中心，以極少數人閱讀的專業期刊為溝通平台，「屈從於一種新的拉丁文，亦及一種脫離大眾生活、賣弄學術的新風氣」。

處處都很「美國化」的台灣，其實也面臨了類似的問題。都市的房價不斷攀升，導致了在都市活動的年輕人被迫往郊區搬遷，讓都市漸漸失去了活力。北台灣的人口版圖正在變化，台北市民不斷的淨移出，如果房價持續攀升，誰知道二十年後台北市會不會沒有青年人口居住？東區的夜店裡面都是老人在跳舞？

這麼說當然誇張化了，但持續的房價攀升，確實會導致人口結構的調整與資源分配的不均衡。前陣子某房屋公司董事長為了澎湖設賭場一事發表了高見，他的見解我大多不同意，但其中一句話我卻覺得荒謬地有理，他說，澎湖不是適合養老的地方，大安區才是，因為那裡的醫療資源最豐富。

儘管台灣知識份子的學院化不是因為郊區化所導致，但知識份子學院化的確是一個事實。學院當然不是輕鬆的地方，但學院的忙碌，導致了知識份子把大多數的心力都放在升等、補助，甚至因此而屈從於研究經費的權力之下，自然就失去了Edward Said在《知識份子論》（1993）一書中談到知識份子該是「業餘者」的可能性。

而知識份子往學校走，甚而將自己限縮於象牙塔的學術拉丁文內，更導致了公共批判的不可能，因為他們的語言已經失去了與民眾對話的能力。更恐怖的是，當這些學者擁有穩定的職涯，再想「學而優則仕」的同時，他們已經在校園裡度過了與社會截然不同的數十年青春，於是，像管中閔這樣優秀的學者，就會說出「沒料到消費疲軟」之類的蠢話，幫助大家見證了所謂「學者治國」的恐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