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法多年,深信巴黎不只有良辰美景,目前為大學講師
太陽花學運結束到現在大概一周了,現在應該是將整個學運作為台灣民主史上的一個案例來回顧的時候,在三個禮拜的學運期間發生了許多台灣人「第一次」看到的事,然而,以筆者旅法多年及對法國的了解來看,其實以這個世界最老牌的民主國家來分析這此的學運,許多事情會看得更清楚,簡單的說,問題是出在認識和結構上,在這裡分享幾個觀點,可以讓讀者更了解200年的民主對上20年的民主的差別。
圖說:1968年的法國社會運動。圖片來源:網路
學運的正當性及政黨性,學生其實應該是最不了解政治或參與政治的一群,因此一旦能形成學運,一定是有強大的動能,法國儘管是個社會運動蓬勃發展的國家,然而大規模的學運其實發生頻率並不高,大家往往聯想到1968年的68學運,68學運有它的時代背景,可以說是大時代下的大運動,它的全面性及其後的影響,絕對是全所未有。然而實際上2006年所發生的反對青年首次就業方案(Anti-CPE)學運更貼切於90年代面對全球化下青年的經濟困境問題。
06執政的右派政府,在青年就業問題無法解決的情況下通過了青年首次就業方案,大意是能夠讓企業雇用青年更有彈性,特別是在解僱上,這個方案一通過便引發法國年輕人認為有可能開企業壓榨員工的方便之門,因此全法各地大學開始發動罷課,學生並佔領了大學,這個運動持續了一個多月。左派的理想性改革性本來就是社會運動中主要的來源,年輕人通常認同前進的左派而非保守的右派,在法國大學院校中,左派的工會原本便較右派活躍的多,因此,台灣這次有許多媒體將學生背景打為是綠色的小將,甚至使學運學生不得不澄清背後沒有政黨支持,這跟06年法國學運有異曲同工之妙。
差別是,老牌的民主國家對左右派的概念了然於心,所有人都知道發動學運的學生是左派的,左派政黨的大人們在學運中同樣得靠邊站,而台灣人在黨國戒嚴不敢碰政治的遺毒下,不了解這個學運中必然的現象,只想硬把這些理當是左派學生以陰謀論的方式和政黨掛勾,並將民進黨的表現貼上邊緣化的標籤,這原因是因為我們的人民沒辦法分辨自己的立場,只想要假中立,殊不知台灣的兩黨制其實和法國或者歐陸的多黨制比起來,的確陷入二選一的二元對立思維,如同這次運動中學運不同的組織一樣,法國同派政黨間的合縱連橫,或者兩輪選舉的思維,都讓含恨含淚投票成為不可能 。
媒體的墮落,台灣人以為擁有兩岸三地最佳的新聞自由便是個了不起的成就,這的確很難反駁,但一跟法國媒體一比,我們會發現,原來我們新聞媒體的問題不在新聞自由而是品味差(mauvais goût)和假中立。
這裡先把媒體分為電視和報紙,在法國,收視的習慣集中於無線的六台,其中有三台又屬於公共電視(France 2, France 3, ARTE) ,因此這幾台的新聞內容就相對重要了,品味差的問題在法國電視新聞中是不存在的,絕對不會如同台灣新聞台內容的細碎化和八卦化,原因就在法國人知道電視新聞的影響力比報紙還大,因此一開始是以規範的方式限制電視新聞的內容,久了,自然就讓觀眾養成習慣。
但是難道新聞都不能有立場嗎 ?有立場的媒體主要是平面媒體,法國人很清楚,費加洛報(Le figaro)是右派的報紙,世界報(Le monde)是中間偏左的報紙,解放報(Libération)是更左的報紙...法國關注媒體的人士所擔心的主要是媒體分化(manipulation)的問題。和台灣特殊的新聞台文化比起來,儘管法國無線台的新聞一天只有兩節,但在收視集中及對於新聞報導品質的要求下,相對台灣新聞台充滿偏見和政治背景的新聞台比起來,根本就是從頭分化到尾,例如操作警察和群眾的對立,操作藍綠政黨,甚至學運現場店家生意被影響...都是非常明顯而幼稚的分化,這跟分析法國電視新聞的分化問題來說簡直是小巫見大巫,法國電視新聞的檢討頂多是在與對左右派新聞的時間比例而非內容。
面對這個問題,換台或關電視台並不能解決問題,因為在目前的結構下,每一台都一樣,倒不如把焦點放到公共電視上,剛提到的,法國電視中公共化的情況是使得新聞品質跟中立性能夠維持的一個重要因素,比如此次學運中公共電視的誰來晚餐事件,至少在政黨比例的監督下可以馬上獲得改善,對於台灣公共電視內容及投資的強化是避免被新聞台的分化和品味差問題的唯一解決辦法。
學者治國的愚蠢,台灣重背誦清思考的教育問題就體現在目前治理我們國家的這群菁英身上,在法國,除了教育體制承襲啟蒙運動我思故我在的精神,治理國家的菁英通常是專業的政治人物而不會是與社會脫節的大學教授,因此,我們常常提到台灣的政治制度取材自法國的雙首長制,卻不提其內涵。
簡單的說,法國的內閣成員除了都是在政界打滾多年的專業政客,更重要的潛規則是,要經過民意的洗禮,因此從總理到部長通常是從市長或國會議員所選出來的,不會有憑空從大學抓個教授來當部長的可能性,也因為經歷選舉,能夠更了解基層民意,這個才應該是民主制度下的雙首長制的內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