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人想想】「預設的加害者」：男性的誣陷焦慮（上）

在被誣陷性侵後，一名少年自殺了。

2018年12月12日，一場訴求「終止性暴力」的遊行活動，在阿根廷巴里洛切市（Bariloche）舉行。18歲的少年奧古斯丁‧穆諾斯（Agustín Muñoz），與好友安妮（Annie）一起參加了這場遊行。為了紀念因為性暴力而身亡的女性，人們開始大聲誦讀涉嫌性侵者的名單——忽然間，穆諾斯聽到自己的名字。

遊行者咆嘯著他的名字。穆諾斯不知所措，下意識地跑回家。在告訴母親事發經過後，他們在網路上找到了答案：原來，穆諾斯和安妮在遊行途中發生爭執，隨後安妮竟向旁人指控穆諾斯，說他性侵了自己。糟糕的是，不只參加遊行的人們沒有查證真偽，這道捏造的指控，甚至在Twitter、IG和Facebook上以訛傳訛，愈演愈烈。

穆諾斯的母親卡斯塔妮妲（Castañeda），為此聯繫安妮。安妮立刻道歉，並坦承性侵害並不存在，一切都是誣陷，只是她氣憤之下的信口雌黃。卡斯塔妮妲將安妮道歉的文字及語音訊息公佈在網路上，希望能遏止這場混亂。但太遲了，穆諾斯是性侵犯的消息，已經三人成虎，野火般地流竄開來。

穆諾斯最終陷入憂鬱，在12月22日自殺身亡。[1]

誣陷焦慮：男性／誣陷受害者vs.女性／性侵受害者

談到性暴力，第一時間浮現在腦海中的議題，往往環繞著「性侵受害者」：受害者的司法訴訟參與權[2]、停止譴責受害者[3]、打破「完美受害者」的想像[4]、性侵迷思如何迫使受害者禁聲沉默……相對地，「遭到誣陷性侵的受害者」，較少成為討論焦點。尤有甚者，一旦提及誣陷性侵，關於性暴力的討論便常常難以為繼。

在我們的實務經驗裡，關心誣陷性侵的，大部分是男性；倡議受害者權益的時候，回饋「事後反悔算不算性侵？」、「婦女團體也該勸勸女人不要隨便誣告」的，也多是男性。不難發現，對於濫控性侵的誣陷焦慮，似乎存在性別差異：男性與女性隱然對立，各自代表「誣陷受害者」與「性侵受害者」，兩者的權益彷彿不證自明地互相牴觸，成為此消彼長的零和遊戲。

穆諾斯的故事，理當敲響警鐘，提醒我們對於誣陷性侵的關注。然而對於這起事件，有些男性反而諷刺穆諾斯「求仁得仁」。他們調侃道：穆諾斯參加女權遊行，是一名「男性女性主義者」，以為支持女性主義，就有機會得到女性青睞，得以免於女權分子的政治正確追殺。結果呢？還不是「被MeToo了」——在這類觀點中，女性權益的提升，終將導向男性權益的潰敗。因此，身為男性卻支持「敵人」的穆諾斯，活該自掘墳墓。

這是個讓人遺憾的討論方向。在此，「誣陷性侵」成為宣洩情緒的工具，至於為何擔憂遭到誣陷性侵的往往男性居多？焦慮情緒背後的成因，和性別不平等有關嗎？這些情緒反映了哪些制度或文化上尚待改變的未竟議程？……在一片對女權忿忿不平或譏諷嘲笑的聲音下，似乎已不再是需要關心的重點。

幾種分析與回應

那麼，如果在情緒之餘，想進一步思考誣陷性侵的議題，可以怎麼做？如何回應誣陷焦慮中的男性恐懼？

目前有幾種談法：一說從實然面切入，試圖澄清社會過度放大了誣陷性侵，因此男性的焦慮及恐懼其實是不必要的。這類觀點或者主張性犯罪是否成立，不只依據受害者主觀感受，也需要並陳客觀證據，因此男性不必擔心「女性說性侵就是性侵」的狀況；或者從統計數字分析，指出相關案件中的錯誤指控比例不高，而四成左右的「不起訴」[5]可能只是證據力不足，不能直接等同於誣告；或者質疑男性如果真的擔心誣告、關注自己的清譽，為何反控女性誣告性侵的比率卻如此之低？可見誣告性侵，其實沒有想像中的普遍。

另一說則從文化面切入，試圖探討誣陷焦慮的成因。一者主張，男性的誣陷焦慮，其實源自對既有權力日漸消散的恐懼。例如，從詮釋的權力出發，指出女性作為弱勢性別，詮釋資源遭到剝奪，必須面對認知不公（epistemic injustice）的集體困境：社會大眾不願採信她們的說法，不願肯認她們的主體經驗，明明是「性騷擾」，卻被當成「只是玩笑」。然而，隨著女性主義思潮與相關運動的崛起，女性開始拿回自己的聲音，改寫不平等的權力關係。這樣的變化，使得男性無法再緊握詮釋的權力，難怪會感到焦慮[6]。

也有論者指出，若要終止誣陷性侵的問題，男性不能只是譴責提起誣告的個別當事人，還需要對歧視女性的社會氛圍做出實質的改善行動。這種觀點從性的雙重標準出發，指出性行為並非平等的人類活動：性別化的性汙名，將女性切割為「貞女」與「蕩婦」，貶抑性經驗豐富的女性。是以，「事後愈想愈不對勁」乃至反悔並指控性侵的現象，之所以多半以女對男的形式發生，正是因為這種性別不平等的遊戲規則，主要針對女性而來。易言之，男性的誣陷焦慮值得同情，但需要針對的不是那些誣陷他人的女性，而是迫使女性採取行為以抵禦性羞辱的敵意環境[7]。

無效解釋：真的同理，還是射箭畫靶？

遺憾的是，這幾種談法，恐怕無法回應誣陷焦慮。

首先，無論誣陷比例多低，對受害者而言，一旦發生，就是100%。舉凡「誣告性侵只有4%，男人根本不該擔心」、「比起被誣陷性侵，應該先關心真的被性侵的人」等說法，對於溝通，實無助益。這是因為，「誣陷受害者」和「性侵受害者」，本來就不是、也不該處於你贏我輸的互斥局面；進一步不客氣地說，是類「數字很低所以不重要」的論點，根本就是輕描淡寫（trivialization），一種典型的譴責受害者行為。

其次，法律結果是一回事，社會性抹殺是另外一回事。且不提以臺灣現行誣告罪門檻，若非完全無中生有，要反控誣告以證清白有多困難[8]；在幾次交流經驗裡，我們發現法律權益或流程的釐清，不見得能讓某些男性解除誣陷焦慮。原因聽起來也很直白：就算檢察官不起訴，或者法官最後判定無罪，名譽、工作、家庭、人際關係……可能早就毀了。

最後，儘管我們完全同意，從法律制度到約定俗成的社會文化，集體女性仍面臨許多甚至更加綿密的壓迫，然而素樸的「男加害／女受害」、「男得利／女無權」模式，恐怕不是理解誣陷焦慮、詮釋男性經驗的最佳良方。我們也面對過男性的敵意與反挫，覺得除了「既得利益者失去權力所以緊張」之外，應該還有其他的可能性——

——有沒有一種可能是，「誣陷焦慮」其實折射出性別不平等對男性的傷害，以及男性對於這種傷害的不知所措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