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晷之南】詩人的特權──松尾芭蕉

自從文友三國大介捎來訊息說，「近年來，日本的網路上有一則傳言說，有俳聖之稱的松尾芭蕉，並非只是單純寫作俳句的俳人，他很可能還具有另一種身分：忍者和密探。」由於這種說法，實在太具顛覆性了，我真的不敢置信，因為這若屬實的話，無異於把松尾芭蕉在我心目中的俳諧師肖像地位，徹徹底底地翻個四腳朝天。然而，不可否認的是，這則誘人的流言，還展現著使人欲窺究竟的特質。最後，我決定改變想法自己不妨扮演偵探的角色，自掏腰包展開田野調查，畢竟，在這層面上無論是證實或證偽都很重要。

這則有趣奇譚提出了這樣的疑點。

松尾芭蕉於1644（寬永21）年，出生於伊賀國上野（現今三重縣伊賀市），父親松尾與左衛門，他在家中排行老二。他的先祖福地氏於1578（天正6年），織田信長的大軍征服伊賀國之時，雖然幾經浴血抵抗，但最後落敗選擇了歸順，被納入了藤堂藩的支配。這個出身背景，只隱約指出松尾芭蕉祖上的戰爭經歷，還不能證明其忍者血統。真要硬扯上關係的話，他母親那方的家族的確有此淵源。他的母親是忍者武士的後裔，祖先被准予持有姓氏和帶刀的權利，基本上還是農民身分，在藤堂藩裡稱他們為「無足人」。這個詞語有兩個意思：其一、指沒有領地只領取祿米的下層武士，其次，也指沒有田地的下層農民。然而，若發生什麼緊急事態，他們就要拿起刀槍奔馳參戰，充分發揮他們在階級森嚴的社會中應有的角色。

就此而言，松尾芭蕉出生的年代幸運得多，至少戰況慘烈的關原之戰和攻打大坂城的戰火早早已然落幕了，他來到這個世上，已經是天下太平的時代了。毋庸置疑，進入太平盛世的社會，不需要打仗殺伐，不需要敵我分明，更不需要掏出武士刀威嚇對方或拚鬥廝殺了。不過這樣一來，個人在公眾空間的位置，勢必跟著變化，以前被視為神勇的「忍者」沒有歸建的檔位，只能成為時代擱置的「多餘人」了。在這種處境下，他們必須面臨幾種抉擇：加入江戶幕府的伊賀組為這個政權體系效力，要不就成為藤堂藩的家臣，抑或返回鄉野繼續種田務農，除此之外，似乎沒有更多選擇的道路。

必須指出，或許松尾芭蕉天生就有詩人的稟賦，特別受到詩神的眷顧。他的主君藤堂良忠（1642～1666）比他年長兩歲，平時喜好俳諧，師事松永貞德和北村季吟，自取了「蟬吟」風雅的名號。那時候，他是藤堂良忠的侍從，很自然受到俳詩的熏陶，也開始學習寫作俳句。就這樣，他從「無足人」遂成為有文化素養的武士。但這樣的美好時光，並沒有維持很久，很快就告結束，其主君以25歲英年早逝了。松尾芭蕉為此內心深受打擊，在護送主君的骨灰到高野山安葬之後，有感於世事無常，決定辭掉武士的身分，離開家鄉伊賀，以毫無罣礙的自由之身，致力於俳諧世界的奧妙之境。到此為止，只談及松尾芭蕉謎樣的前半生，質疑者仍然認為，並不能因為他後來棄武從文，就斷定他在年少時期不曾受過忍者的訓練。其證據之一是，幕末時期美國海軍准將佩里率領黑色艦船打開日本的通商港口時，江戶幕府的老中──阿部正弘為何不調派幕府編制內的伊賀組的忍者，而是求助位於伊賀上野的藤堂藩的忍者澤村甚三郎保衛他的安全，在船上宴會中，讓他以日本隨行人員的身分同行。因此，這個特勤行動正給人如此解讀：直到幕府晚期，藤堂藩的忍者隱身法還持續發揮隱密的力量。

此外，向俳人松尾芭蕉發出的第二個疑點是，他展開偏遠的「奧州小徑」（奥の細道）之旅時，為何移動的速度如此之快，豈不證實他就是忍者？按照時間回溯，我們或許可以找到些跡證。1689（元祿2）年3月末，松尾芭蕉與弟子河合曾良作伴，離開了江戶的住所深川，前往奧羽（現今東北地區：青森、秋田、岩手、宮城、山形、福島等6縣）以及北陸（現今新潟、富山、石川、福井等4縣）旅行。對他而言，這是一趟追隨古代和歌詩人的文學之旅，包括平安中期的能因和尚（988～?）還有平安後期遊歷國內的西行和尚（1118～1190），他們都到過那些地方，撰文或寫作俳句傳世。松尾芭蕉師徒二人遊歷北陸地區之後，是年9月，來到美濃（現今岐阜縣）的大垣旅行，後來其著名的紀行文就收錄在《奧州小徑》裡。或許由於巧合，就有一種說法懷疑他的行為。也就是說，他這趟深入「奧州小徑」之行，不是他聲稱的文學之旅，從事間諜活動，才是他真正的目的。

間諜說的論點在於，當時松尾芭蕉已經年屆45歲，「奧州小徑」之旅多半是山路和峽谷，總長距離達六百里（大約2400公里），若以此腳程計算，他每日至少平均走四里（大約16公里）路，快的時候趕上十餘里（大約40～50公里）路。與現代人相比，據說江戶時期的庶民的腳程要快得多，不過，以當時松尾芭蕉的年紀來看，要達到這個里程，他必須具有飛毛腿般的體力才行。日本忍者研究的史料指出，江戶時期的飛腳（信使、使者），都有練就獨特的疾行的本領，這種祕不傳人的特殊技術，後來也傳入忍者的領域。以此推測，松尾芭蕉若是忍者的話，那麼他很可能在年輕時就受過這種鍛鍊了。說到這裡，未必就能坐實「間諜說」，它似乎還存在著申辯的空間。這個說法是，松尾芭蕉的俳人身分。他與那些沒有盤纏的庶民之旅不同，在當時，他已是不折不扣的名人，每到行旅的地方，向他學習俳句的門徒和地方士紳，聞訊而至還要盛情款待。這樣一來，他們雖然一路奔波，足底難免起水泡的，當渾身疲憊之際，應當可以得到相助，例如坐上抬轎或乘舟渡河，以此減輕旅途的困頓等等。

進一步地說，俳諧（也指俳句）是承自中世紀的連歌（聯句詩）發展出來的。彼時，俳句詩人之間有一種時尚，他們遊歷各地名勝寫作俳文，開啟未知的文學旅程。因此，就有一種傳言說，當權者順勢利用這種文雅的風潮，給俳句詩人交付任務，要他們藉著旅行的名義打探敵情。的確，有史料紀錄指出，那時俳句詩人到日本各地遊歷，還充當密探的角色，甚至有僧侶、山伏（在山野中修行的僧侶）、商人、流浪藝人和能劇演員等，他們都在暗中從事諜報活動，有時還得描畫城池的圖面。在伊賀、甲賀的忍者祕笈中即有記載忍者變裝成僧侶或山伏潛入各地打探情報的術法。在這個流派中，忍術分為兩種：「陽忍」和「陰忍」，前者亦即以較為公開身分進入敵軍，後者則是隱藏身分長期臥底。然而，進行間諜活動畢竟是危機四伏的行業，有時候因事機敗露被捕而惹來殺身之禍。正如前述，松尾芭蕉已是眾所周知的名人，若要指稱他是江戶幕府派出來的密探，實在令人難以置信。再說，他若是遭到殺害，必然引起公眾的矚目，而這樣反而會給幕府找到伺機謀亂的藩國的把柄，所以更不可能傷害松尾芭蕉的人身安全。

同時，有人從松尾芭蕉的行程大做文章，質疑他是否為調查外樣藩（注：原屬於豐臣秀吉的地方諸候，關原之戰後，歸順於德川家康政權，其動向受到德川幕府嚴密監控）的軍事基地？因為他在俳句中提及，「浮想松島月，難抑旅路情」，他為何有這樣的焦慮感呢？在外旅行留宿的次數，也是關鍵的問題。據統計，他在栃木縣的黑羽留宿了十三個夜晚，在須賀川住宿了七個晚上，而且留下俳句記念。然而，他到了目的地之一的仙台藩的領地，照理說應該在那裡過夜，他卻未留下過夜，也沒寫下與此相關的俳句，該不會是在調查仙台藩的內部情況？他的同行弟子河合曾良（1649-1710）曾在日記中寫道，他們參觀了雲嚴寺和石卷港，其實只是聲東擊西而轉移焦點？在這裡，必須談到江戶幕府與仙台藩之間的心結，才能找到狐疑的起點。之前，江戶幕府曾命令仙台藩伊達家修繕日光的東照宮，讓伊達家花費不少資金，因此有傳言指出，仙台藩可能伺機報復意圖謀反。按照常理，詩人旅遊名勝之地，多半會寫詩以誌的，哪怕只有簡短的詩行。不過，並非每個詩人都如此勤於筆耕，及時留下詩俳的風景，也可能是在多年以後的某日補寫，而這平靜的記述卻沒有被後人發現而已。

接下來，就要指向松尾芭蕉的旅費從何而來的問題了。一個普通常識是，外出旅遊總需要籌資花錢。從家鄉來到江戶奮鬥的松尾芭蕉，既不是幕府的家臣，也不屬於諸候轄下的武士，他依靠什麼差事來維持生計？的確，有段時期他曾經參與修築灌溉水溝而有所收入。儘管如此，前往「奧州小徑」尋幽探訪，必然是所費不貲，這旅費要從哪裡籌得呢？於是，更有傳言說了，這背後是由江戶幕府出資的，松尾芭蕉為了獲取這筆旅費，受雇於幕府祕密從事諜報工作。當然，以當時情況來說，著名的俳句詩人，除此上述管道以外，還有第三條道路：生活優渥的商人，基於愛惜人才之心，提供某種程度的資金支持俳句詩人、畫家或藝術家等等，他們充分發揮著早期贊助商的資本主義精神。松尾芭蕉的弟子曾良在《隨行日記》中指出，他們前往旅行之地，有時會拜訪其門生或朋友，就收到食物和草鞋，慷慨者甚或也向他們贈予巨款。換言之，對於接受贈予的胸懷大志的個人，各式各樣的援助依然是不無小補的。而我們是否可以由此推論，既然松尾芭蕉的旅費基金已獲得保障，他根本就無需扮演「忍者」這個尷尬又危險的角色了，寫作俳句和吟詠山川壯麗的美景，永遠比從事什麼暗殺活動來得高尚。

上述關於松尾芭蕉是忍者間諜的指控，至此申辯似乎可以稍微緩和下來。於是，疑古主義的焦點只好轉向了──從松尾芭蕉的身世之謎，轉移到徒弟河合曾良的身上。當時，有一種說法，河合曾良進入松尾芭蕉的門下，表面上學習俳句妙法，其實是隱藏其密探的身分。與德川幕府淵源甚深的水戶藩，就曾經指派曾良到其他藩屬領地調查。因為在松尾芭蕉死後，德川第六代將軍德川家宣掌權時期，曾良即以「巡見使」隨員的身分前往九州調查。「巡見使」的職司很有來頭，即代表幕府對諸藩的內政做查訪和監視，他的調查報告極具關鍵，德政的好壞評價攸關該藩的存亡。具體而言，某個藩屬若政風朽敗，很可能遭到幕府的裁撤廢止。這監察委員般的職權，還包括該藩是否徹底執行基督教禁令，調查物價行情以及海防安全等等。儘管年屆61歲的曾良最後病死在巡訪途中，但也正因為他當過「巡見使」的緣故，疑似忍者間諜的說法就由他概括承受了。

然而，話題最終必須拉回松尾芭蕉這條主線上。

一位住栃木県古河市的日本朋友飯島秀太郎，他得知我無法立刻前往日本查訪，直接到位於縣內的黑羽町的雲嚴寺拍照，將照片傳送給了我，並解釋松尾芭蕉為何得以在雲嚴寺留宿13個夜晚的原因。的確，在那個時期，到各藩旅行並不容易，需要申請通關證明，而少了這個護照，就無法入境旅遊。這些手續都需要有人及時辦理。此外，在何處留宿也是問題。飯島回答我的問題：松尾芭蕉來到江戶時已是著名的俳人，許多幕府高層和地方士紳都極為仰慕他的文名，有的甚至向他學習寫作俳句，師生的關係很密切，可謂是桃李遍地的大詩人。換言之，學生得知老師要遊歷各地山川，很自然就會幫他張羅打點和安排住宿，例如來到國境關卡快速通關，住在與其交誼深厚的雲嚴寺裡，其實就是這事理的結果。他始終相信，這樣的解釋我應當會欣然接受的，不再提出質疑。的確，他這個解釋很合理，還有助於詩人身分的正名，詩人在時代中的重要性。但我更想表達的是，詩人寫詩得到大眾的認同，而因獲得了某種非物質的特權（通關和住宿），那麼領受這種特權的好處就不必有負疚之感了。倘若詩歌因為自身的光輝而獲得特權，並以此特權來撫慰疲倦的心靈；或者說俳句因為抒情的解放而獲得特權，並以此激勵困頓的生活，在此我深自以為，這樣的特權絕對值得九死不悔地追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