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晷之南】我們必須給歷史分期嗎？

日本的史學界對於近代史的分期向來存在著分歧。一般而言，將明治維新以後，稱為近代史，江戶幕府體制時期則歸入封建社會。不過，有日本學者提出質疑，幕府晚期已逐漸出現近代化的曙光，感受歷史躍然的萌芽，這種歸類似乎失之精準，很可能導致論述者偏離軌道，無法順利抵達歷史的深處。因此，我們考察這時期的思想史發展，即會遇見這傳統性學術的規範，而為了克服此挑戰，看來我們必須給歷史分期，至少做出歷史性的概括，將此思想「前史」明確地標記出來。

眾所周知，自十七世紀以來，德川幕府為了徹底剷除日本境內的基督教勢力，採取卓有成效的政治宗教策略。首先，賦予佛教正統地位，將全國民眾與寺院結合起來，並充分運用佛教的葬祭儀禮，深入民眾的生活，但這樣做並非推廣佛教的教義，而是政治意圖的操作。其次，本質上，佛教思想與重視階級秩序身份的幕府體制，不可能通約又不相融。幕府之所以這麼做，很大原因在於，當時佛教勢力已不具實質的威脅，僅存思想信仰的形式，這是順水推舟的結果。

幕府建構封建秩序的思想基礎，不是傳播無常觀的佛教，而是儒教和朱子學。這個思想有其特質，它試圖將所有人做出區別，標示出上下尊卑的位階，有秩序地維持整體社會的發展，如此便可從中取到穩定的經濟來源。換言之，將所有的日本人劃分為士、農、工、商四種身份，不但可以鞏固統治基礎，各個個體的家庭生活內部，這個階層意識必然會得到強化。對幕府而言，要推動形塑這種政治思想，並使之繼續維持穩固，就必須借助儒者的學問論點。例如，林道春在「春鑑抄」提到「天尊地卑、天高地低。如上下之差異，君尊而臣卑，平民亦復如是。」朝山素心「清水物語」也說，「若失上下之位，世間之綱常，則紊亂也。」這些強調尊卑關係和社會秩序的論述，甚至在愛情倫理觀方面，同樣有這朱子學觀念的滲透的痕跡。

當然，這並非說儒學內部不會出現變動，始終立於權威的最高點，不受因時代變化促成的新的挑戰。但是歷史向我們揭示，隨著生產力的提升，商品經濟的蓬勃發展，町人（商人、城鎮居民）財力的增加，自給自足的農村經濟日漸衰退，各種嶄新的思潮必然奔湧而至，致力於改造社會的儒者，不可能不提出他們的經世之術。山鹿素行（1622-1685）即是典型代表之一。

這位江戶前期古學派的儒者，曾在林羅山門下學習「朱子學」，後從北條氏長、小幡景憲學兵學，兼學神道、佛教及老莊哲學。1662年（承應元年），他強烈批判作為官學的朱子學，大力倡導日用之學，對漢、唐、宋、明諸儒悉加排斥，主張直接繼承周公和孔子以求聖學本旨。其後因觸犯幕府的忌諱，被謫至赤穗達9年之久，得到藩主淺野長直優遇，在該藩有很大影響。1675年（延保3年），他獲准退居江戶，直到臨終最後10年，在江戶傳授兵學的精要。確切地說，山鹿素行的經世理論和兵學思想帶有濃厚的武士色彩，被稱為山鹿派兵學之祖，門弟子前後達4000人，幕末時期吉田松陰正是深受其思想影響的一人。

不僅儒者抨擊著幕府的朱子學，作家平賀源內（1726-1779）更在其戲劇「風流志道軒傳」中說，「所謂迂儒學究，乃著武士禮服，於井中汲水，以火爐烤甘藷，受唐之廢物束縛，己身不得自由。」寫過諸多經濟著作的海保青陵（1755-1817），在「萬屋談」一文中，對於封建性的教學提出強烈批判：「凡儒者皆為迂腐所蔽，不辨事物之理，全為愚蠢之見。故吾人不必依從儒者之說。」、「縱使其說貌似有理，皆於世無用，落於空泛議論也。」在「天王談」文章中，「當疑者應疑也、不可扭曲原理⋯⋯」以此呼籲民眾要摒除權威崇拜，切毋盲從妄信。這兩位思想家都通曉西方學問，立場極為堅定，在那樣的時代裡，能夠提出反傳統的批判言論，必然冒著很大風險。畢竟，在思想版圖仍然固若金湯的江戶末期，有此異端思想的勃發，宛如壓低的天空忽然劈下數道驚雷一樣。

從那以後，日本的國學者逐漸擺脫「漢意」的限制，換言之，他們放下景仰中國的眼鏡，不帶中國傾向的思想觀點，而是以實證主義的科學精神，從事各種領域的探究。這方面以本居宣長（1730-1801）為代表之一，雖然其國學帶有復古神道的神秘主義的屬性，但在和學（日本學）、史學、地理學、農學、本草學、醫學等等，包括人文自然領域，都取得可觀的業績。然而，我們不禁要問，為何幕府鎖國體制如此堅固，卻阻擋不住來自西方的文明、學問、知識的滲透？有一種論點指出，幕府之所以面向西方開放，很大原因在於外部壓力。首先，幕末時期與歐美各國接觸交和交涉頻繁，接著長崎這個與荷蘭通商的窗口，不斷獲得新的知識，這嚴重衝擊著日本這個島國的傳統學問和歷史視野。尤其，從杉田玄白（1733-1871）透過人體解剖實驗，推崇荷蘭科學性的解剖學，這個新知的力量起著重要作用，震撼著日本人的心魂。

對於始終維持原狀的統治者而言，隨著產業革命的提升、西方列強的軍事實力逐漸擡頭，其實已無法做出抵抗，儘管在幕府眼中，他們瞧不起這些「蠻夷」國家，更不想向西方學習，真要學習的話，只有技術方面，至於蠻夷的道德和思想，他們興趣索然毫不關注。自新井白石（1657-1725）的西方觀點以來，統治階層一貫見解在於，日本的蘭學乃至洋學，不應自我設限，抑或為了鞏固封建秩序，而是必須將此實用技術應用於自然科學的領域。佐久間象山（1811-1864）這樣的西方論者，對於「東洋之道德，西洋之技術」的封建思想，同樣深所迷戀。我們若回溯一下，「黑船事件」帶給日本的衝擊，同樣可以得到許多歷史的動向。1853年7月8日，美國海軍准將佩里率領四艘「黑船」（蒸汽軍艦）艦隊，先是經過下田港，接著來到浦賀港拋錨下碇，從此打開與日本的通商之門。但不無諷刺的是，「黑船事件」這屈辱性的威脅，卻致使攘夷的幕府內部最終同意建設海軍。

正如前述，當封建思想的權威，因其西方外來思想的衝擊，原本在元祿．享保時期，對於西方現代化和社會原理所知有限的民眾，進而開始意識到新時代對他們的期許。不只儒者提出批判，作家們在作品中提及的觀點，同樣發揮很大作用。寫過《好色一代男》的井原西鶴（1642-1693）在「諸豔大鑑」中，不無諷刺地說，「大名（諸侯）之崇隆，天下無可替代」；以《曾根崎殉情記》聞名的近松門左衛門（1653-1724），在「夕霧阿波鳴門」作品中，藉題發揮「侍（武士）與町人無貴賤之分，端純高貴之心」。實際上，這些反政府的言論都未能打破四民階級的劃分，卻為明治以後提倡人類平等的概念奠定了重要基礎。

從這論述的基礎中，我們似乎可發現尊皇攘夷論，之所以成為改革的指導精神，發揮有效的作用，很大原因在於，德川幕府的領導階層深切的認識，他們根本無力克服和抵抗外部壓力，又擔心淪為歐美的殖民地，因此不得不向西方開放門戶。

進一步說，吉田松陰（1830-1859）當年於「戊午幽室文稿」的呼籲，已清楚朝王政復古的方向前道，到了慶應四年（1868），亦即明治維新元年，幕府政權垮台，大政奉還給明治天皇，時代由稍具封建色彩，轉向迎向力圖全盤西化的明治的顏色。一個新的帝國從此誕生，但是擺在其面前的內部矛盾，並未因其新政府的建立而消失，而必須是每戰必勝的鎮壓和殺戮。這個勝利的贏得，有愛國志士的歡呼，有為幕府終結的惋惜。詩意地說，明治這個國家的形成，其光明面和陰暗面的披覆，都給那個時代的日本人留下不可抹滅的印記。至於，作為後見之明的我們，只能從這些歷史的蜘蛛馬跡給歷史做分期，以方便我們隨時進入那個年代，考察或考古或隨意思想，全憑理智的讀者決定。

（註：本文參考丸山真男《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家永三郎《日本道德思想史》、鹿野政直《日本の近代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