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週日想想】先有民族還是先有國家？

上星期談到台灣與日本的關係比連續劇還曲折，有些朋友提出了不同意見。他們認為我所提到被扭轉為日本人認同的的「漢人認同」說，缺乏多元族群的概念。

但我卻認為，當時的人們不太可能具有當今看來政治正確（political correctness）的「多元族群」觀念，因此幾經考量，還是選用了「漢人」字眼。

我選用「漢人」的時候的確有經過一些考慮，我認為中國人、華人或者中華民族，當時都是相當模糊，而且正在建構的概念，1895年在馬關條約與日本簽和約的國家叫做「清國」，這說明了那時根本沒有「中國」這個國家，而「台灣人」同樣也是彼時萌芽中的概念。

我採用的漢人之說，雖然排除了原住民族，但以現在能夠取得的歷史資料，幾乎都是使用漢文的知識份子著作看來，漢人大概還算是勉強堪用的概念。

換句話說，當時的民族意識中，並沒有原住民的存在，原住民被納入台灣的民族主義（nationalism）想像，應該是更晚近的事情。

那麼，當時萌芽中的「台灣人」概念，究竟是什麼？

在1923年「治警事件」的法庭辯論中，蔣渭水在辯論庭上用了「中華民族」、「漢族」等字眼，認為日本既然是大和、哀奴、琉球等十三個民族（みんぞく, 較接近英文ethnics）組成的國家，就應該讓台灣人以中華民族或者漢族的身分，成為日本國民（こくみん, 接近英文的nation）的一員，因此所謂「中華民族」或者「漢族」，都不應該被視為「不穩文句」。

蔣渭水的說法到現在看起來都相當前衛，因為日本到現在都不認為自己是多民族國家，作家新井一二三還寫過一篇文章「何來單一民族國家」，舉了軟銀總裁孫正義和王貞治的例子，批判日本人在戰後突然出現對於純血統優越性的想像，並指出像孫正義這樣來自舊殖民地的韓裔日本人，是如何在這種環境中辛苦的奮鬥。

在將近一百年前，殖民地的知識份子對殖民者說出「以中華民族或者漢族作為日本國民」的主張，毋寧鏗鏘有力、擲地有聲。

在這場法庭辯論前後，另一位台灣民權運動者蔡培火也提出了「台灣乃帝國之台灣，同時亦為我等台灣人的台灣」的主張，這是後來被簡化為「台灣非是台灣人的台灣不可」主張的濫觴。

後世的研究者普遍認為，蔣渭水與蔡培火的說法，凸顯了正是日本人處處營造本島與內地差異，而讓台灣人感受到不平等，而後才有台灣民族主義的萌芽。

也就是說，台灣開始被認為是一個固定的疆域，並且有一群「台灣人」生活其間，是日本時代開始的事情，而在國民黨撤退到台灣之後，因為中央政府的存在，甚至在民主化後由外來政權演變為本土政權，更使得台灣作為一個民族（nation），成為一個既定事實。

無論這裡叫做殖民地台灣、中華民國或者台灣，總之台灣民族主義起源與附著在這個確定的疆域上，並且因應時勢而有所變化調整。

今天所謂「四大族群」之說，也是這種社會變遷下的產物，如果仔細檢驗，就會發現四大族群並不同時具有意義，只有在兩兩相對的時候，比如福佬與客家、外省與本省、原民與漢人，這樣的時候，才具有意義。

這幾年更發展出新移民與台灣人的新相對意義。甚且，這些分類本身，也都掩蓋了族群內部的差異性，同樣被歸類成新移民，比如來自越南的與來自印尼的，基本上語言並不通。

族群、民族與國家之間，確實有太多想像的空間。

大三時上民族主義的課程，老師問大家，請問先有民族還是先有國家？當時都讀過三民主義的學生便會想起課本上寫的，國家是武力造成的，民族是自然力造成的。既然民族是自然力造成的，那自然力當然比武力先存在，不然跟人家叫什麼自然力？

不過當代許多研究都顯示，國家是武力造成的沒錯，不過民族也是武力造成的。

Charles Tilly在《強制、資本和歐洲國家》一書中，指出「暴力」是現代國家的重要特徵。他認為在資本累積的過程裡，國家會會不斷地擴張他的統治領域。擴張的手段是戰爭，戰爭就必須要動員、動員必須要金錢、金錢就必須要靠稅收。國家在擴張的過程裡，開始有了比較強的統治能力。

在疆界確認的過程中，要先確認他者，他者就是非我族的人。非我族類對於我族邊界的侵佔，無疑是發動戰爭正當性的來源。

相對的，被納入疆界的人，也被歸類成為一個民族。這些人可能有不同的語言、文化，比如本來稱呼自己是諾曼底人、高盧人，但這樣的國家出現後，他們都共享「法國人」這個價值，學術上稱這樣成形的國家為民族國家（nation state）。

重要的民族主義學者Ernest Gellner此現象有這樣的論述，他說：「民族主義不是民族自我意識的覺醒，民族主義發明了原本並不存在的民族」。

這樣看來，孫中山所謂「民族是自然力造成的」說法，顯然不符合當代民族主義研究主流的後天建構說。

不過說起建構，民族主義研究者也不會認為這種建構是憑空而來，Benedict Anderson在經典作品《想像的共同體》中，就一針見血的批評Gellner：「太熱切的想指出民族主義其實是偽裝在假面具之下，以致於他把發明（invention）等同於捏造（fabrication）和虛假（falsity），而不是想像（imaginging）與創造（creation）」。

依照Anderson的說法，這些來自不同地方的人如何有共同體的概念，其實仍來自於一些共同的文化根源，像是語言、宗教、血緣等等，這樣的文化根源透過當代印刷資本主義（print capitalism）刻意的放大，而有了「同時性」（simultaneity）的概念，人們從而認識了同一疆界內的「我族」。

既然談到印刷資本主義，可見建構論的民族主義研究者，無論是談歐洲的民族主義或者解殖的民族主義，也多半同意現代性在其中扮演重要的角色。此中就可以推理出民族主義的出現，應該是相當晚近的現象。

既然民族主義是發明，那它的定義就有可能改變。而之所以改變，則可能是因為時勢的需要。就像孫中山在革命初期要驅逐韃虜、恢復中華，到後面卻要強調中華民族是五族共和，也是因應時勢的需要所做的改變。

在台灣民族建立的過程裡，原住民被納入台灣多元族群的論述，是因為民主化與多元主義興起，再加上原住民運動所抗爭出來的結果。

而棒球場上那些拿著青天白日滿地紅旗喊著台灣加油的球迷，則是經歷數十年記憶些什麼、遺忘些什麼的波折中，折衝出「台灣就是中華民國、中華民國就是台灣」共識的一代。

從各種民調中表達自己是台灣人認同的人不斷攀高的趨勢看來，當代台灣民族主義的建構已經接近成熟，只是他最後因為時空環境所折衝出的樣貌，和原初的民族主義者所想建構的，長的不一定一樣。

那麼，回到大三老師的問題。如果國家與民族都是武力造成的，那到底是先有民族才有國家，還是先有國家才有民族？

從歐洲各地的例子看來，應該都是先有國家，然後才有民族；但台灣的例子，卻是先有民族，然後才有國家，或者說，民族主義成熟了，但國家建構還沒有竟其全功。

但儘管如此，台灣民族主義終究是附著在台灣這塊土地上而生的一種主張，儘管他還沒有成為一個正常國家，但他的疆域早就已經確定。這些經驗，和其他正爭取獨立中的民族主義並無二致。

台灣的例子讓我想起Gellner的一句話，他說：「有些民族擁有自己的肚臍，有些民族必須靠努力才有肚臍，至於其他民族的肚臍則是自己送上門來的。」

我想，台灣大概就是那個必須靠努力才有肚臍的民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