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摘】陳唐山回憶錄:黑名單與外交部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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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陳唐山回憶錄:黑名單與外交部長

作者:陳唐山

出版社:前衛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6/11/4

 

第二章 第二個二十九年

CAT東京航班

一九六四年我搭乘CAT飛東京航班,展開了我的留學生涯。

目睹二二八事件和成長過程的總總經驗,讓我感受到外來統治者對台灣人的歧視。我和同年代許多大學畢業生一樣,自覺留在台灣有志難伸,所以在一九六四年申請到美國大學的獎學金,開始了我的留學生涯。

當時出國留學不像現在這麼方便,必須通過層層關卡,除了托福成績達到標準才能申請簽證外,甚至連砂眼也要檢查;最麻煩的是必須找到保證人,因為保證人必須擔保出國留學的人思想純正、家世清白,所以很多人都不願意為人做保。另外生意人也不能當保證人,所以只能找公教人員,最後我央請台大機械系的翁通楹教授協助,獲得他的保證後,終於通過申請。

我有獎學金,不必擔心學雜費問題,當時我是CAT職員,搭機享有優惠票價。但是前往一個遙遠的陌生國度,總要準備些經費,以備不時之需,於是透過好友邱義昌向台大畜牧系的楊清白教授借了三百美元,便隻身赴美。

班機過境日本時,剛好遇到東京奧運會,當時日本經歷戰後十九年的復甦,並在池田勇人首相推動的「國民所得倍增計畫」下,整個日本呈現欣欣向榮的景象,我在繁華的東京買了一件大衣和一台照相機,總共花掉一百五十美元。到了美國,口袋裡也只剩一百五十元,就這樣我展開了留學生涯。

《台灣青年》(註一)的震撼

踏入美國不久,常聽聞有些台灣留學生將中華民國護照燒毀或丟棄,以表示對國民黨專制獨裁的厭惡,這種做法對我產生很大的衝擊。當時的台灣是一個封閉社會,資訊不像現在這麼發達,沒有出國還真無法體驗什麼是「自由的滋味」。就像我的同窗羅福全,他服完兵役後先到日本留學,一到日本呼吸自由的空氣後,驚覺民主自由竟如此美好。這種劇烈的心理轉折,活在現代社會的年輕人恐怕很難體會,但卻是我們那一代留學生的共同記憶。

身處言論和出版自由的新大陸,我有了進一步了解台灣的機會,我在美國的圖書館看到許多台灣相關檔案,這些資料在島內是無法碰觸的禁地。到了美國終於大開眼界,不再自甘於象牙塔內的學生生活,我開始思索如何為台灣略盡棉薄之力,讓自己的故鄉也能同享民主自由。當時有這種想法的人不在少數,像陳隆志、張燦鍙等人,有人直接投入政治運動,有人透過學術力量發聲,從海外對國民黨政權施加壓力。

剛到美國的時候,人生地不熟,難免感到孤單。不過,人與人的緣分就是如此奇妙。一九六四年走進奧克拉荷馬大學(The University of Oklahoma)諾曼(Norman)校區第一天,就在校園碰到關仔嶺會議的發起人陳榮成,我欣喜若狂,立刻決定搬去與他同住。陳榮成是嘉義朴子人,嘉義中學小我一屆。一九六〇年我在澎湖當兵錯過了六月十九日的關仔嶺會議,想不到我們竟然在美國重逢,而且還是同校。

當時陳榮成正在翻譯前美國駐台副領事喬治‧柯爾(George H. Kerr)所著《被出賣的台灣》(Formosa Betrayed)這本書。我們經常一起討論翻譯內容。我在美國讀到這本書,十分訝異竟然有美國人如此詳盡的記錄台灣歷史,透過這本書,我看到許多國民黨政權刻意隱瞞的真相,受到很大衝擊。

當時,陳榮成還拿出在東京出版的《台灣青年》這本日文雜誌與我分享,內容有許多鼓吹台灣獨立的想法。在那個嚇破膽的年代,聽說很多留學生看到《台灣青年》不敢直接用手去拿,而是用筷子去夾,因為國民黨情治人員與外圍組織無遠弗屆,遍佈海內外,隨時刺探著留學生的一舉一動,他們深怕用手去拿會留下指紋,一旦遭到舉發,除影響自己的返鄉和就業外,就連親戚朋友都會受到株連。當時海外留學生的惶恐程度,可見一斑。

《台灣青年》是當時在東京的王育德、黃昭堂、許世楷、羅福全共同籌辦的雜誌,從日本寄到美國各地,這是全球獨盟成立前的刊物,對我有重要的啟蒙意義。因為出國前我常思考台灣未來走向這些問題,但在國民黨的圍堵與控制下,島內很難出現系統性的論述,到了海外看到這些理念形諸文字,印證自己的思考方向與這些台獨運動者不謀而合,進而確信獨立才是台灣未來的自然歸趨。

如今回想起在奧克拉荷馬大學的陋室中,一燈如豆,翻閱著《台灣青年》的場景,猶歷歷在目。

黑名單與奧克拉荷馬同學會

為追求台灣住民享有自由民主的生活,台灣必先獨立,這是當時台灣知識份子共有的信念。在這種信念下,我開始著手邀集奧克拉荷馬大學的台灣留學生成立台灣同學會,除了聯繫感情,同時宣揚台灣人所共同追求的理想。我們的會員其實只有二十人左右,但我被選為會長後,開始遭受奧大中國同學會的攻擊,以及休斯頓(Houston)中華民國領事館的威脅恐嚇。

既然已被國民黨政府盯上,也就沒有害怕與否的問題,我進一步放膽去參加各種讀書會和串連台灣同鄉會。當時諾曼校區來自台灣的留學生已組成親國民黨政權的中國同學會,以外省人居多;我和陳榮成另組台灣同學會,當然引來側目,我是會長,自然成為首要目標。

二年後的一九六六年,因護照到期,我便把護照寄往休斯頓領事館辦理延期加簽,那時國民黨統治當局已認定我是台獨份子,並將我列為黑名單,所以直接沒收我的護照。走到這步,已無退路,我只能繼續向前。

護照被沒收後,我變成無國籍的人,因為還要繼續完成學業,內人與小孩也剛到美國團聚,不能讓他們成為失根的浮萍。當時有人建議我去申請美國的永久居留證(Permanent Residence),我想除此之外也別無他途,只好姑且一試。在沒有律師和他人幫助下,填完表格就去申請,沒想到很快就拿到美國永久居留證。

當時我的想法很單純,台灣人在海外談自己家鄉的文化歷史與國家的未來是天經地義的事,政府卻認為這就是台獨、不法份子。我的人生就像台語說的「潦落去」一樣,從護照被沒收那一刻起,就註定走上反對運動這條不歸路。後來擔任世界台灣同鄉會和台灣人公共事務會(FAPA)會長,不但自己回不了台灣,就連家人也無法赴美。

 

註一:為喚起台灣人的自主意識,戰後流亡日本的知識分子,仿襲林獻堂、蔡惠如等人於一九二〇年在東京發行的《台灣青年》,創辦同名期刊,做為海外留學生的啟蒙刊物。

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