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嘉義市人。走在四年級與五年級之間；法律系畢業，立即改念歷史。先後任職於出版社、雜誌社、報社。為人作嫁、自己筆耕皆已逾二十年，或可以藏經閣裡的掃地僧自況吧！熱愛棒球、歡喜讀史、以文學為娛、好哲學宗教淺探、社會學踏勘。最不愛政治，政治若談的多皆因「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著有《島嶼浮光》、《學術台灣人》、《這不是太陽花學運──三一八運動全記錄》（後兩本與人合著）。個人部落格為「山農木屋」，網址：blog.roodo.com/chita
南海如此不靖，而今再增添一件戴立忍的交心自白書，衝擊之大不在於同情／批判戴立忍的交鋒，而是演藝圈的溫馴如羔羊，以及媒體蜻蜓點水般的報導，此一震波上天入地，有人警惕這是一種將要持續發生的「轉向」現象之開端。
這是有意思的提問。因為聲援／批判戴立忍不該是整個事件的焦點，不論是自願或受迫，當戴立忍的自白一公諸於世，他就必須以後半生的修為去縫合在他自己以及台灣社會之上的留痕創傷，既殘酷又未必有用，他人也幫不了他。重點在於，戴書寫的文革交心文，究是在怎樣的體制氛圍下鑄成？戴立忍不是一般的藝人，除了演戲、導演功力俱佳，他的人文素養、社會參與完全就是公共知識分子的典型。難怪他的交心文一出，「轉向」現象的質疑立即湧出。
「轉向」是日本戰後良知知識分子在檢討戰爭責任時，必得碰觸的課題。1933年已經繫獄七年的日本共產黨中央委員長佐野學，暨中委會委員鍋山貞親，共同發表〈共同被告同志に告ぐる書〉（告共同被告同志書，俗稱佐野‧鍋山轉向聲明）。此一轉向聲明除了撤回他們前此的主張（廢除天皇制、賦予被殖民民族的民族自治權、反對日本的滿洲政策），改口說要從蘇聯的桎梏中解放自己，對天皇及其代表的文化價值表示尊敬，以發展日本的社會主義。
此聲明一出猶如雪球般，一個月內與共產黨相關的未決、已決犯，超過30%以上跟著改變政治立場，三年內有74%已決犯聲明「轉向」。這締造了世界左翼運動史上極驚人的剋左紀錄。因而戰後要檢討戰爭責任，就得同時檢討「轉向」的特質與國體的互動，鶴見俊輔的名著《戰爭時期日本精神史，1931─1945》其主軸就聚焦於此。
回頭審視戴立忍的交心自白，有無可能召喚台灣藝人掀起「我是炎黃子孫，我不是台獨分子」的跟風潮？應該不至於。但原本就馴服於黨國體制且一心想賺人民幣的這個圈子，祇會更匍匐於「巴夫洛夫制約」（Pavlovian conditioning）之下，任由北京操弄使喚了。因為他們原本就欠缺一定的主體意識，由藍轉紅是其本能，所以也沒有「轉向」問題可供討論。
網路上有人力陳「趙薇、戴立忍這次事件，其實就是素樸愛國主義者和想利用粗暴台獨定義鬥人以獲取利益的結合，然後越炒越大後，動員到共青團、智囊機構，最後定調。」當然，更多人確信「這件事根本不是『戴立忍是不是台獨』的問題，而是要在南海局勢中，給民進黨政府下馬威。戴立忍『不是也得是』。」這大概如同香港銅鑼灣書店事件一樣，究是內門，還是習大大拍板定案？一時之間很難有確證。但焦點在於是什麼樣的政經體制會不斷讓歪風產出？這同樣可拿1930年代的日本來沈澱一番。
話說明治維新之後的日本體制是絕對主義天皇制，軍經搭的是資本主義──帝國主義擴張的末班列車，以武力為後盾的國家資本主義凌駕一切。擁有統帥權的天皇與軍方到了經濟大恐慌之後，就變得微妙和緊繃。並非雄才大略的裕仁天皇不想乾綱獨斷，卻又控制不了軍方行動，怯懦之餘祇能險中求倖；而軍方無論是上層將校的野心擴張，或中下層校尉集團以下剋上的冒進，都因不受文官體制的制約，以至如脫韁野馬不可馴，最終走向對華、大東亞全面戰爭的敗局。
天皇、軍方的微妙牽制卻各自走向錯誤道路，加上官僚體系不敢負責，於是就如思想家丸山真男所言「不負責任的體系」是走向敗亡的淵藪。但必須一說，這種「不負責任體系」是在1929年經濟大恐慌之後衍為黑洞，吸盡一切理性思惟、正常行為模式，日本悲劇終難倖免。
再看看今日中國，好大喜功、軍政大權一把抓的習近平自然不像昔日的裕仁怯懦猥瑣，可他樹敵太多，伺機想扳倒他的人太多，所以近來中國好些冒進動作，或可能係政敵所為，或係憤青、愛國賊由下而上的催逼行動；但，一如天皇與軍方的緊繃，背後有著「八紘一宇」、「大東亞共榮圈」的符咒纏繞，讓他們不自覺都齊向死亡之路邁進；如今的中國有著天朝威儀的暉光兀照，憑藉著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和船堅砲利的民族自信，於是「中國一點都不能少」的怨咒深深桎梏了所有人。準此，究竟是什麼力量威逼戴立忍？一點都不重要！任何力量都可能為之，且戴立忍絕不會是最後一人。
至於戴立忍的交心文字，滿是文革的自我批判風，確實讓人驚心動魄，這絕非戴本人的文風與性格，而是佛地魔重返陽間的復辟宣示。錢理群在《毛澤東時代和後毛澤東時代》一書有不少灼見，「毛澤東是完全自覺地用他自己的思想來改造中國與世界的現實和中國人的心靈世界，並且按照他的思維模式建立起一整套從中央到地方最基層的社會生活組織結構。它不僅是種思想存在，更是物質、組織的存在。⋯⋯我們只能如實地稱之為『毛澤東文化』。也就是說，在中國傳統的儒道墨法⋯⋯等外，中國大陸還有個毛澤東文化。⋯⋯更值得注意的是，當今中國的掌權者與反叛者竟然在某些觀念，思維方式、行為方式、情感方式、語言方式上都與毛澤東存在驚人的相似⋯⋯」就是顯例！
文革自我批判的剝人靈魂，無論傷痕小說或陳凱歌於《霸王別姬》中所呈，在在都在斵喪人性，而今透過戴立忍來重現，證明了物質的進步未必能淨化心靈，反而讓佛地魔更便捷的安置分靈體。文革自我批判的邪惡，當然可以由中華傳統之中尋繹，不過更近的淵源是效法史達林自1936年開始的三次莫斯科公審。遭整肅的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拉狄克、布哈林、李可夫…等布爾什維克元老，無一例外的都在法庭上坦承有罪，讓世人震驚不已。更慘的是，沒有什麼「坦白從寬，抗拒從嚴」，上述諸元老全遭史達林槍決。向來仰慕史達林的毛澤林就把這套搬到中國，祇是戕害同志不如史達林那麼喪心病狂罷了。而莫斯科大審、中國文革都經由現代傳播科技呈現於世人面前，讓人見識撒旦的新面貌。
也就是說，經由戴立忍自白風波，台灣人要想了解中國共產黨，就得深入剖析文革，不理解文革就甭想與中國打交道；再者，現代科技、現代性仍可能伴隨著邪魔幻影，於是，民主必須黏合責任、認同必須包容多元、道德必須配合時變。但莫說此刻中國做不到，台灣也多停留於初階，所以和平共處還早的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