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邊野餐》：電影詩人畢贛的現實爆破術

我想喜愛電影作為一種藝術的觀眾，勢必不容錯過來自中國貴州的凱里小子畢贛拍攝的第一部劇情長片《路邊野餐》（KAILI BLUES）。若真要說它是劇情長片呢？嚴格說來，好像又不太算。畢竟它的劇情（真實）需要觀眾的參與，方能完整觀影經驗的意義。這對於觀眾而言，自然有些挑戰。嚴格說來，畢贛比較像是用電影寫詩，寫一種甚至是前人所未曾寫過的電影詩篇。

長鏡頭作為一種「現實主義」

具有苗族血統，年僅二十六歲的畢贛，用他的電影宣告凱里小子畢贛的誕生，宛若當年來自山西的汾陽小子賈樟柯用《小武》（1998）的寫實風格，說服了許多觀眾。只不過這次，畢贛選用不同的電影形式，搭配他想要訴說的寫實內容──他證明了：寫實主義電影可以抵達多麼詩意的境地與餘韻。《路邊野餐》在形式與內容的緊密連結，基本上，來自於那顆長達四十二分鐘的長鏡頭，它不像是《鳥人》（2014）那般炫技、又看似完美的一鏡到底，相反地，正因它有破綻的斷點、有不完美的粗糙顆粒，方顯現出它的珍貴之處。

簡言之，因為這顆長鏡頭，讓前段看似零散的影片段落完整化，於是，觀眾有了具體詮釋的脈絡空間。或許，我們可以將《路邊野餐》的影片前段，視為散落在各處的角色，而後段的長鏡頭，正是使觀眾凝聚或拾取前段看似散落的各角色，擺放回原來的時空位置與應有的表意功能。也就是說，長鏡頭不是炫技，不是「為藝術而藝術」，而是推動電影敘事的重要行動，更是為內容而形式，嶄新的現實詩學電影。

另外，畢贛自己寫的詩句，具體落實成為電影敘事的接合點。例如，他的詩：「沒有了音樂就退化耳朵╱沒有了戒律就滅掉燭火╱像回到誤解照相術的年代╱你攝取我的靈魂╱沒有了剃刀就封鎖語言╱沒有了心臟卻活了九年。」詩句中的否定性，闡述出耳朵、燭火、語言、活著需要什麼？就好像說明了《路邊野餐》需要的元素是：音樂（苗族的蘆笙）、戒律（詩歌或者一部《金剛經》？）、剃刀（剪輯技藝的留白）、心臟（電影同好者的血脈跳動）。

屬於台灣的電影小子在哪？

誠如巴贊（Bazin）所言：「藝術中的『現實主義』無不首先具有深刻的『審美性』。」我們不偏重討論《路邊野餐》審美性，更重要的是：深刻。台灣電影從業人員經常抱怨的諸多問題，畢贛一個也沒少。但為什麼畢贛能？我們不能？身為金馬執委會的執行長聞天祥語帶嚴厲地暗示，《路邊野餐》已然成為台灣電影現形錄與照妖鏡。於此同時，我們也須注意到，千里馬實際需要伯樂的挹注。畢贛若不是有大學老師丁建國的資金援助，恐怕畢贛已經去當真正的爆破員了。換言之，千里馬如果沒有伯樂的慧眼，那麼，千里馬只能變成跛腳馬。

昔日有汾陽小子賈樟柯，今日有凱里小子畢贛，但是，令人焦慮的是，我們不曉得屬於明日的台灣電影小子在哪？而屬於台灣的伯樂又在哪？這恐怕不是像科技部一樣，搞個什麼「千里馬計劃」就想解決的問題，更不是服用「類型電影」、「編劇人才培訓班」、「台北電影學院」這般治標不治本的特效偏方。與其如此這般，不如先從如何改善藝術電影的映演院線環境，讓屬於真正的「深刻」電影，有更多一點呼吸的空間（那怕只是一點也好），讓電影藝術不再只是特定區域才能享有的觀影特權，而其他地區的觀眾，只能望片名興嘆，或是透過其他方式觀賞該片吧。

（目前《路邊野餐》僅有台北、桃園、台中、高雄有戲院上映。此外，再說句題外話，中國導演賈樟柯目前在家鄉的山西汾陽，準備興建賈樟柯藝術中心，其中包含：當代藝術展覽、公共圖書館、視聽圖書館和種子影院、種子劇場，預計於二〇一七年十月開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