鬼島的意涵：論台灣集體自我貶抑的現象

「鬼島」是網路社群對台灣的新興貶義詞。如果我們細細思考鬼島一詞出現的場域，不外乎當一事件促發民眾對政府或社會現狀的不滿（危樓倒塌或法院判決不公），鬼島一詞成為民眾對於社會現況無可奈何的抗議。以鬼島一詞當做開場白，本文將綜合探討台灣民眾對內團體──台灣人這個集體概念──的貶抑現象，以及此現象對台灣社會潛在的負面影響。

首先談談這篇文章的緣起。作家楊照在其臉書對於王建民重返大聯盟有了如此評論：「（王建民）不回台灣或轉到日本打棒球──因為他看過最好的，他在洋基隊時經歷了最高等級的棒球體驗，他無法忘懷這個至高的標準⋯⋯（中略），這正就是最不台灣的部分。台灣的教育、台灣的主流社會價值，從來不教孩子自我標準，更不培養孩子在任何領域中去追求、去體會至高標準。我們教他們的，都是外在標準，依照這些外在標準調整自己的行為，那才叫聰明，那才叫有前途。」

先不論楊照本人與王建民的交情如何，他斷定旅美的王建民具備著「奮發向上」的特質，然而這種特質「最不台灣」、是其他台灣孩子在錯誤的教育方針下無法望其項背。但其評論正犯了西方心理學所說的基本歸因謬誤（fundamental attribution errors; Jones & Harris, 1967），也就是把他人外在的表現過度歸因到其特質，忽略了情境或外在條件的影響。 筆者想問如楊照這一類反省台灣教育的文章中，可有引用任何實證研究或數據去佐證台灣教育的失敗？何以推論台灣孩子沒有內在動機去追求理想？此推論也隱喻「典型」台灣人的自主能輕易地被外在標準箝制。

在全球化的影響下，西方價值逐漸成為主流價值—產品、行事作風和禮俗風情只要冠上歐美的名號，似乎就足以讓台灣人讚頌歐美國家的先進，順道自我針貶反省一番，卻忽略許多歐美學者已著手反省歐美鋪天蓋地的主流價值。心理學家Donald Taylor在《追尋認同》一書中提到英式殖民教育對加拿大原住民的文化毀滅性的影響。以狩獵為生的原住民所習慣的身教大量地被與其文化相悖的制式課堂所取代。Taylor對歐美主流教育提出的尖銳批判包括「課堂上的假設性問答」：每個學生都知道老師心中已有答案，但在課堂裡反覆複製這一問一答，佯裝這是真實的意見溝通。回到台灣對西方文化的崇拜。許多針貶台灣教育的作者，或打著經過歐美文化洗禮的名號，或鼓吹曾在歐美國家生活的親友所見所聞，缺乏著對台灣文化跟內涵的深度思考，這些作為是在拿歐美主流價值侵蝕、摧毀特有的台灣文化。

為什麼我們用歐美的主流價值判斷自己的文化優劣？筆者的見解是台灣的政治及經濟困境使台灣人無意識地把此困境跟台灣文化相連結，把經濟困境跟低國際能見度歸因於台灣文化跟人格特質上的缺失。此類的過度辯證可見於楊照或其他拿歐美文化來針砭台灣的文章。台灣的經濟衰退或所謂的「大環境不好」可受許多外控因素影響，如受全球經濟衰退等，然而對於這無力感及衝突已逐漸使部分人把此結果類化到台灣文化、教育甚至台灣人的特質。你我都熟悉的例子包含「奴性」、「不守法」等不勝枚舉。用團體關係（intergroup relations）的理論來解釋，社會認同理論學家曾討論社會階級如何影響成員的團體認同（Tajfel & Turner, 1986）。團體認同係指該團體（如身為台灣人）對個人定義自己核心價值的重要性。

如果我們把歐美國家視為優勢外團體、台灣視為相對劣勢的內團體，當我們處於劣勢又想自我感覺良好，則會產生幾個因應方式。第一，如果階級流動許可—即人們發現自己可用各種方式向歐美靠攏，又對團體的認同度低，極可能表現出與內團體有所區隔的行為，類似移民或保持距離（distancing），這類行為包含強調對歐美主流價值的崇拜，及視台灣文化為次等[1]。第二，如果階級流動不許可，個體無法離開讓其感到卑微的團體，則可能衍生對團體的刻板印象（self-stereotyping）或內化團體的困境（internalization），例如質疑台灣文化有先天無法控制的限制，以此合理化目前的困境，諸如前述範例中未加證實的台灣人「特質」。最後，若個體有高團體認同， 無論階級流動許可與否，個體仍會選擇繼續留在該團體，以各種形式出錢出力（Tajfel & Turner, 1986）。

進一步剖析對內團體做出區隔行為的長期影響，筆者認為這些負面刻板印象極可能對社會大眾產生負面的漣漪效應，尤其是透過跟歐美沾光的個體傳播，造成不斷轉載跟加強這些來源不明的刻板印象。刻板印象不見得反應事實，往往是由社會集體所建構，或用來合理化即有社會階層，或強化統治階級的合法性（Jost & Banaji, 1996）。類化刻板印象的潛在負面影響在於，即便我們瞭解這些刻板印象或內化的批判不見得是真的，然而這樣的內部衝突跟視困境難以移易之天性的觀點只是加深社會大眾對改善現狀的自卑跟無力感。此文供教育者及學者參考，在針貶時事及教育政策時避免強化刻板印象式的論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