熱情中的冷靜──我所知道的韓石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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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協會在臺南」是我來到臺南後,第一個策劃的展覽,那已經是2007年的事了,也是我認識韓石泉先生與研究日治時期知識份子社群的開始。

臺灣文化協會是日治時期最重要的臺灣人在地文化啟蒙團體,尤其是臺灣文化協會從臺北遷移到臺南後,以王受祿、韓石泉、蔡培火鐵三角為主,加上臺南地區醫生、律師、教師等人為主力,臺南遂成為推動臺灣文化啟蒙運動與政治改革的重要地區。他們展開一系列的改革運動,內容包括演講、戲劇表演、白話字識字會、大南門遷墓事件、支援淺野水泥株式會社罷工等等事件等等。期間雖有文化協會成員路線之爭,分裂為穩健派的民眾黨,戰後成為政治建設協會主力;以及較左派激進新文協成員,成為三青團重要成員,雖然分道揚鑣後,但是其愛護臺灣共同爭取民主的精神始終沒變,並未出現嚴重衝突。事後從檔案來看,日治時期參與政治改革的這些臺籍菁英,早受到當局注意。

二次大戰日本戰敗,中華民國派員接收臺灣。戰後初期這群熱情的臺灣知識份子,在強烈參與政治熱潮中紛紛投入選舉,韓石泉等知識份子也不例外。例如:韓石泉當選省議員後,積極地為戰後滿目瘡痍的鄉親爭取權力、接收日產時也力持保障臺灣人財產、為戰後貸款重建家園的人民爭取延緩還款、修復中小學、修復交通道路橋樑等。特別是,他寫信給省參議會黃朝琴議長,為省立工學院(今日成功大學前身)爭取重建經費,從省參議會發文給省政府的公文中,省參議會建議重建經費高達兩億元。

從韓石泉在省參議會中的質詢,可以發現他延續了臺灣文化協會文化啟蒙的精神,特別重視教育。除了爭取各級校園重建經費、支持臺籍學生復學、補發學籍證書。特別感人的是,身為基督徒的韓石泉對於女子教育的付出。光華女中前身是日治時期西本願寺教派第一位在臺傳道師王兆麟建立的私立臺南家政女學校,初期設於彌陀寺內,後購地自建。在西本願寺教派的支持下,學生畢業後可至日本京都就讀姊妹校,遂成為當時南部地區重要的女子教育重鎮。

戰爭後期,西本願寺教派將王兆麟派至廈門,1939年改任日籍校長杉浦亮嚴就任,更改校名為「私立臺南和敬女學校」,後更名為「私立和敬商業實踐女學校」,戰後被視作日產,將予拍賣充公。在王兆麟的拜託下,韓石泉在省參議會質詢時以該校是臺南人捐獻所建,不應視作日產,爭取保留下來,改名私立光華女中,但是戰後經濟頹蔽,人人自顧不暇之際,經營學校經費何來?韓石泉一力擔下。

基督徒的韓石泉何以對此佛教女子學校關心付出?其原因除了延續文化協會文化啟蒙與女子教育的路線外,也可從可從二戰時期韓石泉的遭遇找出可能原因。韓石泉在戰爭中家園全毀,大女兒韓淑英在戰爭中遭轟炸罹難,韓石泉為此悲傷不已,但是他化悲憤為大愛,將對女兒的愛化為對女子教育之愛,至死不休,至今韓氏家族仍舊是光華女中重要的護持者。

戰後,統治階級只是由國民政府取代日本政府,臺灣人依舊是被統治者。來臺接收的中華民國官員派系紛雜:黨務系統的朱家驊派、CC派的陳立夫陳果夫人馬、陳儀福建班底,以及最複雜的情治單位中統局、軍統局、保密局等。這些派系不合,互相監視鬥爭互打報告,甚至派系內部也有派系,單純的臺灣人並未能覺察其複雜性,熱情地投入民主選舉與政治改革,遂成為中國大陸時期派系鬥爭延續到臺灣的犧牲者。今日重看二二八事件,特別是不同單位的檔案開放後,茫茫文獻中,需要注意:誰是被害者?誰是加害者?誰是加害主體?需要瞭解事情來龍去貌,而不是擴大解讀單一文獻。

以二二八事件時的臺南而言,如同臺灣各地一般全市激動風起雲湧,卓高煊市長邀請地方意見領袖組織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臺南分會,由韓石泉擔任主委。三月六日臺南市各中學以上學生數千人慷慨激昂舉行無武裝的和平示威遊行,韓石泉、黃百祿、李國澤等為避免發生事端,負責在場秩序。特別是韓石泉提出的四大和平原則:「(一)不擴大;(二)不流血;(三)不否認現有行政機構;(四)政治問題用政治方法解決」處理委員會會議中所提臨時動議,如有不合此四大原則,一概予以否決,雖引起激進派不滿,但是這些堅持,卻是臺南地區日後免於修羅場的重要原因。由於處理委員會克制、省立工學院師生等人的協助,臺南的動盪很快結束。

事後大逮捕分為兩種:彭孟緝軍隊三月11日進入台南,事件處理委員會從湯德章、莊孟侯、黃百祿、韓石泉、侯全成等乃至全體成員全數遭憲兵第四團憲兵逮捕偵訊,一般市民及學生則遭市警局逮捕偵訊。特別是憲兵第四團所捕者,乃是照名單偵察,並不是誰檢舉誰所致,當時臺灣人也沒有誰有勢力可直接向第四憲兵團密報。今日從保密局的檔案可知,湯、黃、韓、侯等人早已在長期監視之列。特別是二二八事件後保密局臺灣情報站1947年四月張秉承(林頂立化名)呈南京本部情報《臺灣二二八事件報告書》與《二二八事件叛亂名冊》,依序為:韓石泉(省參議員、臺南處理委員會主任委員)、莊孟侯(臺南青年團分團主任、臺南處理委員會副主任委員)、黃百祿(處理委員會委員副主任委員)、沈榮(臺南處理委員會總務組長)、湯德章(臺南處理委員會治安組組長)⋯⋯。此外,臺南通訊員也多次密報湯德章與侯全成鼓動叛亂。

彭孟緝軍隊進入臺南後,包圍市議會迅速逮捕處理委員會成員進行偵訊。湯德章寧死不屈,抗拒交出名單,三月11日遭到槍決。軍隊包圍押走後,韓石泉遭嚴訊受逼寫下自白書以「處理書」交待後飭回,莊孟侯因內亂罪入獄關了十個月、侯全成在家人營救下出獄;其他人在國防部長白崇禧的政策下,幾乎在「悔改後」全數遭到釋放,但仍持續加以監視。韓石泉在1961年發表〈國內外的情勢和我們的覺悟〉後退出政治,致力於醫學救人與女子教育,成為「行醫的自由人」。侯全成由於瞭解韓石泉為人,出獄後並未因臺南法院的判決書中的文字誤導而遷怒韓石泉,由於對時代悲劇同有所感,他長年擔任光華女中董事,並在韓石泉病逝後接下董事長,兩家共同護持女子教育,至今猶然。

近幾年檔案的開放,呈現出二二八事件中的政治複雜性,遠非表面文字所寫,派系與情治單位特務們扮演的操縱性角色,也漸次明朗。例如保密局特務化名組織忠義服務隊率領學生軍,結果學生遭集體槍斃死於圓山,就是其中一例。閱讀許德輝(化名高登進)呈報毛人鳳《臺灣二二八事件反間報告書》,不禁毛骨悚然。特務如許德輝等人混入民眾群中,既監視又鼓動,甚至擔任隊長,鼓動衝殺,再以此為藉口,濫捕濫殺。而這樣的規劃,也擴及臺中、臺南、高雄、花蓮,且謂:「亦有如法進行,收效宏大」。

由於特務已然掌握日治時期至戰後台籍菁英名單,未死於二二八事件者,爾後也有不少人死於白色恐怖,餘生者,在嚴密的思想言論監控下,噤口不言。

韓石泉事後沈痛寫下以下文字:「(二二八)事件可以說是一種『爆發性、衝動性、煽惑性、普遍性、強迫性的社會精神異常暴躁症』,實為臺灣歷史上一大污點。⋯⋯主其事者(陳儀),昧於先機,疏於防範,及今思之,猶有餘痛。」

今日重看臺南二二八事件,我們深深感恩,感謝臺南的前輩,如湯德章的犧牲、韓石泉、黃百祿、侯全成、莊孟侯等人的勇氣,這些二二八事件時組成的事件處理委員會成員,在動盪時代中,深具理想熱情卻又保持理性冷靜,讓二二八事件中的臺南,很快平定,也讓臺南的社會菁英、省立工學院等各校學生等得以避過報復殺戮。

二二八事件這歷史的創傷至今仍在。為了瞭解事實,為了推動轉型正義、撫平創傷,必須清理傷口,政府各機關如檔案局、國史館等、國安局、國民黨黨史會等,必須加速開放檔案。史料檔案保密而破碎,正義不過是空言。檔案的保密,應該是為恢復受害者名譽,而不是保護加害人與加害主體。

各種檔案、當代新聞文獻的記載、受害者與家屬的口述歷史、出版品,常讓受害家屬與研究者苦於只能看到片面的歷史現象,而無法瞭解歷史真相。這些傷痛的經歷,經過數十年的層累壓抑,乍見檔案文書後慷慨激動,對於倖存者的不滿妒恨,往往造成受害者彼此之間的對立與猜疑。

但是,如同二二八事件當時的先輩們,熱情激動中冷靜理性,這時,就需要歷史工作者的專業協助。1992年中研院開始陸續出版六冊二二八資料,特別是國史館張炎憲館長任內由國史館至整理出版的十八冊二二八檔案,為爾後研究二二八事件奠下史料基礎。但是在判讀上,需要瞭解檔案的特性,例如保密局的資料,五花八門來自直屬通訊員、通訊員、義務通訊員、應用通訊員、試用員等,密報內容也未必然是真,需要特別小心。這也是中研院在收到保密局資料後,清潔典藏整飭,召開討論會,上校定解讀後出版《保密局二二八史料彙編》(一、二)。或許出版速度過慢,甚或沒有線上目錄可以搜尋,敏感的特務資料出版時也沒有任何處理,無法協助家屬及研究者判斷何者是真?何者是假?

戰後以後進的前近代中華文明接收已然進入現代的臺灣文明,以少數的外來官僚統治多數人的臺灣人,特別是威脅到國家機器以及既得利益者時,暴力鎮壓成為國家應對臺灣人民的處理方式。然而,時間告訴我們,這樣的方式,雖然當下瓦解了威脅,造就人民對國家權力的深層恐懼,卻也成為七十年來無法癒合的歷史傷口。

醫學告訴我們,創傷需要清理,即使是耙離腐肉膿血噴濺,病患痛哭哀嚎,這樣傷口才能痊癒。歷史告訴我們,「移情」的重要,沒有設身處地體會事件及當事人的遭遇,未能清楚分辨加害者、加害體、受害者、受害原因,也就沒有瞭解,無法原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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