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關真偽的辯證 ——致民族主義、《想像的共同體》與台灣民族主義者們

關於這本不厚的著作，其實已經有太多討論，但也可能永遠討論不完。

九○年代以降的台灣，表面是政權更迭所導致的不安，實際上卻是島嶼身世、身份認同與歷史詮釋權的爭奪。「中國」與「台灣」的情結，兩種對於未來的不同想像。民族主義理論的引進，沈澱了喧嘩沸揚的硝煙，也使模糊混沌的論戰得以梳理——《想像的共同體》無疑扮演這樣的功能——民族的誕生不再神秘，民族主義者也不再只是理盲的政治狂熱者。

我是先做為一位主觀認同的台灣人，然後才開始認識民族主義，最終選擇成為一位民族主義者的。從情感到政治的認同與抉擇，《想像的共同體》對我來說其實存在著除魅與召喚的、弔詭的雙重作用。他讓「民族主義」成為可辨析之物，讓原先以為自古至今、訴諸本質的那些、真確無疑的符碼與圖騰（國旗、國徽、國歌等）現出原形，展露其終究只是「人造之物」，同樣都會面對歲月更迭、時移事轉的挑戰與難堪。

不過，他的貢獻也絕非只是戳破「謊言」。與其說民族從此蒙上了虛構偽物的指控，相反地，正因為釐清了「民族」形成的可能與過程，象徵、敘事、記憶與行動之間的鏈結才得以浮現，才能讓所有投身民族運動的民族主義者們提醒自己能夠在漫長、遙遠幾乎不見盡頭的民族建國之路盡可能保持初心。知其然，亦知其所以然。

我們的戰友吳叡人曾在〈臺灣後殖民論綱〉中提醒：台灣不僅被迫處於連續殖民的悲劇宿命，更同時存在外部殖民與內部殖民的雙重情境。台灣民族主義的生成自外於世界史的發展——台灣共同體乃至於台灣認同、台灣民族主義的形成來得既晚又遲，道阻且長——所謂台灣民族的概念直到戰後才在海外（尤其日本）確立，一直到八○年代末期民主化浪潮風起雲湧以後才逐漸被引進島內。

當我們檢視這個晚熟且青澀的果實，就會發現台灣認同最欠缺的其實是回顧與梳理的「傳統」。這個與中國、日本等地同屬東亞漢字圈的島嶼，在歷史發展得過程中幾經外來統治，又同時存在島嶼內部不同族群之間的矛盾、競合關係。這讓一個「共同體」意識的形成顯得緩慢、曖昧，不僅是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之間對抗、互動甚至於協力下的結果，更因為時移世轉、身分轉換、言說艱難等等的影響下，造成一段精神史的、被認識的「空白」。比如說，戰後由國民黨官方意識形態所主導的「中國認同」為何最終成為了無所嫁枝、徹底失根的漂浮之物？紅色中國與本土、鄉土等意識形態如何誕生？它們與黨國教育的官方意識形態又是如何的競合對抗？二十一世紀以降，所謂「天然獨」世代是怎麼在國民黨再次執政、甚至是完全執政的情況下萌芽、再生？

這些問題，其實還沒有太多討論，但也可能永遠討論不完吧！

民族主義之所以迷人在於她既是啟示，也是獻身，更是一次次實踐與行動的召喚。Benedict Anderson與吳叡人用《想像的共同體》幫助我們認識民族主義；讓我們認識包括廖文奎、廖文毅、史明、王育德等台灣民族主義者的存在。因為這些或許可以稱為民族主義者的人們，我們發現原來曾經有那樣的時候，在同胞還沒覺醒，尚未意識、認可自我之際，有一群人就浪漫的想像我們「就是」我們的可能，互相提醒一定要拾回作為「人」的尊嚴，與統治者們「平坐立（peN che-khia）」的權力。然後，我們才終於能夠理解：民族非關真偽，而是信仰與實踐的辯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