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評書介】《多桑的世代》──台灣最偉大的世代（上）

書名：《多桑的世代》

作者：盧世祥

出版社：允晨文化

出版日期：2015年11月1日

X世代、Y世代、Z世代、千禧世代、網路世代⋯⋯。人有人格，不同世代也有各自的特色。同一時期出生的人群，經歷共同社會背景、政經變遷或歷史事件，產生集體生活經驗、意識及歷史記憶，人們慣常以各種詞語凸顯其特色。於是，有如近年各方所常聽聞的，從X、Y到Z⋯⋯各種世代名稱紛紛出籠。

美國人最喜歡為不同世代冠上名稱，既突出世代特質，區隔世代差異，也反映時代或社會變遷。不同社會，對世代有各種稱呼。歐洲有失落的一代、台灣有崩世代、香港有八十後、中國有九零後、南韓有三八六世代、亞美尼亞有獨立世代⋯⋯。這些名詞出現，從社會現象觀察，的確有助人們瞭解並討論某一世代及其所處的時代與社會。

世代既有不同，比較各種世代的觀察與分析應運而生；有比較就不免有高下之分，很自然地，有些人問到：哪一個世代最偉大？

一九九八年，曾任美國NBC電視網新聞主播的布洛克（Tom Brokaw）在《最偉大的世代》（The Greatest Generation）一書，指約出生於一九○一年到一九二四年、青壯之年為美國打第二次世界大戰的一輩，通稱「美軍世代」（G.I. Generation）或「二戰世代」，是最偉大的世代。

按布洛克的觀察，這一世代在經濟大恐慌年代成長，後來參加二戰，無分男女，或在前線出生入死，或在後方提供後勤支援，犧牲奉獻，不求聞達，為所當為。

這一世代歷經艱難險阻所表現的堅忍不拔，展現了不凡的人格特質，也是布洛克認定其為最偉大世代的理由。由於這一世代男女在戰爭及戰後卓越的作為，美國因此成就更自由、富足的美好社會。

具體言之，這一世代生長於戰爭（第一次世界大戰）及經濟蕭條的動盪時期，但他們在青壯之年打敗了希特勒，打造戰後美國經濟發展，開拓科學新境界，並實施醫療照顧（Medicare）等有遠見的社會保險制度。更基本的，他們樹立了「個人責任、義務、榮譽與信心」的社會價值觀。在生命的每一階段，他們所面臨的挑戰與成就，都屬空前，但他們參與創造且成為這一光輝歷史過程的一部分。

不僅如此，他們為下一代的嬰兒潮世代，帶來自由及富裕；甚至時至今日，美國社會仍繼續受惠。有如布洛克所說，「他們為後代子孫帶來機會，累積大量經濟財富、政治力量、免於外來壓迫，並得以自由選擇。」

儘管如此，最令布洛克讚服的，這一代人不伐其能，對自身卓然成就謙卑以待，「整體而言，這一世代不因其犧牲，而對在政治、經濟、文化受益的後代，展現高人一等的態度。」他們付出極多，卻絕少要求回報。

布洛克因此以《最偉大的世代》一書，具體描繪這一世代的人物典型，論述其共同特質。其中，不乏知名人物，如：政治人物雷根、甘迺迪、老布希及日裔聯邦參議員井上建（Daniel Inouye）；新聞工作者克朗凱（Walter Cronkite）、盧尼（Andy Rooney）；專欄作家包可華（ Art Buchwald）；電視佈道家葛里翰（Billy Graham）；洋基球星狄馬喬（Joe DiMaggio）；學者普尼（Martha Settle Putney，黑人女兵參戰）、史勒辛格（Arthur Schlesinger）；以及眾多前線後方在那個時代為國家社會奉獻的男女眾生。

如果美國有最偉大的世代，那麼，台灣有哪一個世代最值得為它留下紀錄，乃至於與其他世代相比，稱得上偉大的世代？

基本上，台灣較少以世代區隔不同時期的人群。雖然有學者以匈牙利社會學家曼罕（Karl Mannheim）的理論，分析並歸類台灣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有「戰後沉默消極的一代」、「七零年代『回歸現實』世代」；台灣通常只有從年齡粗略區分的老、中、輕世代，或借用西方的「失落的一代」、「無根的一代」、「迷失的一代」之類名詞，或以「草莓族」、「月光族」、「網路族」指涉不同的族群行為特性。更普遍的，應是只以出生年份按每十年區分為「三年級生」、「四年級生」、「五年級生」⋯⋯的分類。

反而是對於戰前出生的世代，台灣社會頗有共識，大都以「多桑」（とうさん，日語「父親」的音譯漢字）稱呼。這一世代，跨越日本、中國兩個不同統治時期，經歷戰爭動盪、集體屠殺、專制鎮壓、歧視迫害，但他們不屈不撓，積極奮起，不但創造戰後經濟繁榮，也為台灣帶來民主自由。要選最偉大的世代，多桑世代當之無愧。

對多桑世代的紀實，最有名的見諸電影。一九九四年，由吳念真編導的《多桑》，描繪在日本統治時期出生（昭和四年、一九二九年）的多桑，一生的夢想是去日本探望小學的老師、看富士山及東京皇居，懷有子女難以理解的深厚日本情結，從未認同戰後的中國國民黨政府。

經由蔡振南飾演多桑的這一部電影，吳念真嘗試從兒子的角度重現父親的一生；這是拜民主化之賜，台灣人民在電影銀幕首次看到有關老一輩身影的生動刻畫。

電影中的主人翁在經歷二二八事件後，從嘉義到瑞芳當礦工，結婚生子，六十二歲死於跟職業有關的肺病。多桑的勞動人民背景、普羅大眾的生活經驗、與戰後世代之間的隔閡，加上吳念真述說故事的傑出能力，都使得這一關於多桑世代的傳記式電影，引起社會各方熱烈迴響，進而喚起對戰前台灣社會及那個世代的關注。許多台灣人對自己父母或祖父母一輩、他們所生活的日本時代、台灣經濟社會其間所經歷的變化，開始產生興趣，嘗試瞭解，甚至認真探索。

二○○八年，日本報導文學作家平野久美子在所著《多桑的櫻花》一書，把台灣於日本時代曾接受公學校（小學）教育，戰後依舊未曾忘卻日語的「日本語族」，如今是父親或祖父輩的台灣人，定義為「多桑」。

拜日本殖民政府推行國民教育之賜，這一世代的台灣人開始普遍接受現代教育，使得禮儀、守時、整潔、守約、誠實、公義、犧牲等青少年時代所建立的生活習慣與德行，相對較明顯地表現在他們身上。

除了經由價值觀念與生活教育，這一世代成年之後，即使處於台灣從戰後全盤中國化的大環境，許多人仍繼續透過日文，接觸國際新知，加上其間美國等西洋文化大量流入，他們之中的菁英份子，甚至足以掌握兩三國語文，形成廣闊的國際觀與專業知識。有如歷史學者周婉窈所說：「臺灣的殖民地教育以日語為教育語言，由於入學率逐年提高，最後終於造就了一個說講日語的世代。日語不只是殖民者的語言，它也是積極追求西方文明的殖民者的語言，因此，日語成為通向世界的窗戶。臺灣日語世代透過日語，接觸到一個美麗新世界。」

由於歷史的變遷，來自南島、中國、日本及西洋的文化，是構成台灣文化的主要元素；台灣文化的多元與包容，在多桑世代的言行生活中，得到最具體的落實與驗證。

多桑一生，經歷台灣重大變遷。日本時代，殖民地與宗主國國民待遇有別，在那個還談不上民主的時代，個人自由與公民權利受到諸多限制，他們常為爭取平等權利與當局周旋。同時，二十世紀初葉，西風東漸，帶來了社會風氣自由。在日本，有「大正浪漫」時代，台灣隨後也出現思想、藝術等新潮，有如二○○四年簡偉斯、郭珍弟導演紀錄片《跳舞時代》所描繪的台灣社會景況：青春男女隨著舞曲節奏翩翩起舞，追求他們所嚮往的「維新世界，自由戀愛」。

其後，多桑世代被迫參與軍國當局所發動的「大東亞戰爭」，許多人因此遠征海外，甚至戰死沙場。在台灣，戰爭的衝擊也難以避免，盟軍在一九四四年秋天之後對台灣轟炸，北起基隆，南到屏東，全面遭到空襲，直到終戰。其中，一九四四年的高雄岡山、一九四五年的台南及台北，受創最大；台北的「五三一大暴擊」，更造成三千人死亡，總督府、龍山寺、大稻埕天主堂，無一倖免。其間，台灣實施物資配給，民生艱困，多桑世代還須「走空襲」或「疏開」郊區鄉下山上。

終戰之後，多桑世代對轉變的新局面曾經有所期待，然而，殘酷的事實是，多桑世代儘管歡天喜地迎「光復」，與「祖國」的第一次接觸，從接收官員到「國軍」，卻與他們所期待的相差甚遠，許多表現尤讓他們瞠目結舌。隨後，台灣不但輸入中國大陸內戰的混亂與動盪，惡性通貨膨脹尤導致民生困頓；「狗去豬來」是許多台灣人民的共同感受︰「會看門的日本狗離開了，卻來了貪吃不做事的中國豬。」

更惡劣的，二二八事件的九個月鎮壓屠殺，社會菁英慘遭滅絕；即使到今天，這一台灣史上最恐怖的政府暴力事件，仍然含冤莫白，「只有受害者，不見加害人」，不僅元凶共犯從未追究，還屢屢出現為加害者塗脂抹粉的竄改歷史逆流。

在新的外來統治之下，打著「祖國」旗號的統治者，以專制手段箝制台灣。政治上，將近五十年的白色恐怖使更多人受害，多桑這一代許多人即使逃過二二八的殘殺，也飽受白色恐怖迫害。文化上，去台灣化的洗腦工作透過教育、新聞媒體全面進行，多桑在從日文轉換為中文的過程，不但頓成文盲，還被冠上「奴化教育餘孽」，深受打壓。社會上，把台灣打成邊陲、當成跳板的政策全面籠罩，獨尊新來族群的制度措施大行其道，族群意識凌駕專業原則，多桑在職場屢遭歧視，有志難伸。

不過，在艱苦的環境中，多桑並沒有被打倒。相反地，主要由於他們的勤奮不懈，積極打拚，台灣不但於戰後重建恢復，還逐步轉型由農業社會進入工業社會，且締造兼顧成長與均富的卓越經濟發展經驗。政治上，他們犧牲奮鬥，加上美歐國家對黨國統治當局施加的壓力，終於突破了少數統治所打造的政治社會壟斷，台灣邁向人民當家作主的民主時代。

在社會文化方面，儘管轉型正義尚未達成，長久被壓抑的台灣主體性明顯覺醒，認同這塊土地與人民的意識大為提升，多元豐富而活絡的社會力也百花齊放，台灣有機會朝建構正常國家社會的目標前進。

多桑這一代，不僅個人言行處事的「日本精神」蔚為特色，也發展出「台灣精神」。更重要的，他們經歷豐富，從日本時代到今天，總能看透外來政權的本質。許多因此多桑對日本時代的統治並不滿意，但對戰後來自中國的當局更為厭惡，這種評價或為動力，促使他們後來在推動台灣民主化與本土化，特別用心出力。多桑世代即使在戰後，特別是知識階層，也常透過日文、英文或其他外文直接吸收新知，與戰後年輕世代大多只憑質量相對較遜的中文瞭解台灣與世界，其廣闊的國際觀與紮實的本土觀，境界相差常不可以道里計。

從作者有限的親身觀察，本書以六位多桑及卡桑（かぁさん，日語「母親」的漢字音譯）為例，嘗試描繪這一個世代的種種。誠然，多桑世代有如其他世代，值得記錄的人物眾多，選這六位為描繪對象，主要是作者與他們都有長時間的接觸往來，最長的甚至超過六十年，且分屬多桑世代的不同典型，足以彰顯他們那一世代的特色。

這六位多桑或卡桑依出生時間先後是：謝氷治（一九一五、大正四年）、高騰蛟（一九二二、大正十一年）、彭明敏（一九二三、大正十二年）、游禮毅（一九二四 、大正十三年）、許遠東（一九二七、昭和二年）、李遠哲（一九三六、昭和十一年）。

除了出生分屬大正、昭和兩個時代，他們生長的地方也有差別：謝氷治（台南）、高騰蛟（台北）、彭明敏（大甲、台北、高雄）、游禮毅（彰化、嘉義）、許遠東（竹南、台北）、李遠哲（新竹）。從南到北，透過生長地方的不同，也可看出多桑世代不僅有共同特色，在台灣不同角落所寫下的豐富人生及其多元性。

再從他們一生所從事的事業看，謝氷治是家庭主婦，高騰蛟把一家糕餅店經營成台灣食品業巨擘，彭明敏是學者及民主先知，游禮毅當過「台灣人日本兵」後從事新聞工作，許遠東是帶領台灣度過金融危機的銀行家，李遠哲為第一位台灣出生獲頒諾貝爾獎的科學家。

即使以多桑世代的普遍特色而言，他們六位也有值得後來世代眼睛一亮，甚至自嘆不如的特殊之處。

語文能力是其一。多桑世代除了台灣母語之外，他們接受日本教育，對日文的掌握自不在話下；李遠哲甚至先學日語，再學台語。從而，台灣母語、日文、中文是他們都通曉的語言。這至少三種語文的能力，是多桑世代的特色，也是戰後其他世代所難以相比。

以李遠哲為例，至少通曉台灣母語、日文、中文、英文、俄羅斯文、德文。彭明敏的多語言造詣也不遑多讓：台灣母語、日文、中文、英文、法文，都在掌握之中。

誠然，這兩位多桑因曾留學外國，乃能多國語文。不過，即使未曾離開台灣的多桑世代，其所通曉的語文，也要令戰後世代自嘆不如。

高騰蛟除了台灣母語、日文、中文、英文，在戰爭期間因日本「南進政策」，他在台北也學過馬來文。而一生從少女時代身兼母職到後來相夫教子的謝氷治，除了台灣母語、日文、中文，她還因受過漢學教育，古典台語能力讓她到晚年猶能背誦《大學》、《幼學瓊林》、《千字文》，甚至《孟子》等若干章節而不忘。此外，她雖非基督教徒，由西洋宣教士為說寫台灣母語所發展的「白話字」，她也能懂。

多語文造詣不僅讓多桑世代因理解多元文化而更包容有內涵，形成相對深厚的國際觀，在國際場合也具有直接溝通的優勢。第一位台灣出生的台灣銀行董事長、銀行家許遠東在為台灣從事金融外交時，不但以流利的英語直接與各國銀行家溝通，在擔任銀行公會理事長及中央銀行總裁期間，於出席日本主導的亞洲開發銀行年會或其他國際場合，日文也總是他增進國際觸角、為台灣發聲的另一有力工具。這一多桑世代的多語文優勢，為其後繼財金首長所明顯欠缺，以致在進行國際金融交流，擴展對外金融版圖，相形見絀。

同樣深受益於日文的，還見諸高騰蛟。這位一生把食品業當老實人、良心事業、真誠實在經營的實業家，日常天未光就閱讀四份日文報紙，外加日本放送協會（NHK）新聞節目，吸收新知，瞭解世界。不僅日文是他所熟悉，也因日文資訊在企業經營管理及產業趨勢的掌握，以日本與台灣相近，經貿產業關係密切，相較英文參考性較高而實用。終其一生，高騰蛟主要透過日文認真學習、吸收新知，並具體實踐於事業經營及生活養生，形成自己的人生哲學。

語文不只是溝通的工具，也是保存並發展人類有形、無形文化遺產最有力的載具。對個人來說，多學會一種語文，不啻打開一扇通曉另一種文化、族群的門窗，經由多瞭解其他文化或國家，多擁有一項做為地球村公民的工具，既擴大了自己的心胸和視野，豐富了人生，也對不同文化、族群更為包容。多桑世代因緣際會，不論自願或被迫，通常熟諳多種語文，其見識、胸懷、文化底蘊，較諸戰後獨尊中文，甚至連母語都見棄的晚生世代，都有顯著差異。

更令人印象深刻而其他世代所不及的，多桑世代儘管掌握多種語文，台灣母語仍是他們的最愛，既顯現了說母語的人們自然本性，更重要的是凸顯了見多識廣的多桑世代，長保堅強而不渝的台灣心。以李遠哲為例，他享有諾貝爾獎尊榮，也曾擔任國際科學理事會（International Council for Science, ICSU）理事長，會說至少六種語言，但私下聊天或接受訪問，台灣母語，而且是帶著新竹腔調的台灣話，總自然流利地脫口而出。在戰後打壓台灣母語的惡劣政策下，說母語遭污名化，導致母語被認為與「蓋高尚」不合而式微；台灣最有學問的李遠哲，以最有力的實際行動，打破了外來政權的愚民迷思。

（本文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