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別忙著叫政府拚經濟，學著向哥斯大黎加看齊吧！

在馬英九還沒有用逆風高灰來刷新自己的恥力上限之前，人們朗朗上口的，是他在第一次競選總統時，提出的六三三「口號」（許願不算政見）。說要讓經濟成長率達到6%以上、失業率降到3%以下，年所得提高到三萬美金。

後來我們當然知道這口號都變成笑話，成了馬英九施政無力的佐證，遭到鄉民各種惡搞。惡搞歸惡搞，這個目標本身仍然是很值得拿出來探討的。當然，不是在「為什麼這些目標沒有達成？」的層次上，而是在「為什麼這些目標能說服人們？」的層次上。

每個人回到自己微觀的生活場景當中時，很容易有個簡單的直覺判斷：那就是收入越多越好、找得到工作比找不到工作更好。順著這個直覺往上推，更多人在工作並且獲得更多的收入，當然就是經濟越成長越好。六三三的牛皮，完全就是順應著這個簡單的直覺判斷，再加上國民黨長年殖民統治的洗腦成果，才讓人們願意買馬英九的單。

今天我沒有要談「國民黨最會拚經濟」這個迷思，是怎麼樣形成，又該怎麼樣破除。上網Google一下，很多人在談這個話題。我想談更深一層，是人們對經濟成長的盲信。這個盲信沒有破除，我們將來一樣會因為錯誤的理由而誤上賊船，也會因為錯誤的理由而錯斬忠良。

為什麼GDP那麼夯？

對於社會的現代化程度，有一種定義方式是：「社會成員之間，透過數據來進行評估、協作的能力」。這話聽了有點繞脖子，講白了就是一個社會當中各式各樣的行為，你不是用「感覺」，而是用明確的數據標準來評估。有個明確的標準之後，不同行為，又或者相同行為的不同做法之間，才有個比較、取捨的基礎，從而讓不斷的改進，以及遠距離、大規模的協作成為可能。

我知道有的人會說，數據不就是冷冰冰的嗎？這種只認數據的官僚嘴臉，不正是現代化帶來的弊病嗎？怎麼拿這來說嘴呢？我今天就破天荒來說說，透過數據建構的系統，到底有什麼決定性的優勢，讓它有資格自命為現代化的系統。

打個政治不正確的比方吧。今天有個地主，在不同的地方有三塊地，要租給佃農。那麼他怎麼樣評估佃農的表現呢？前現代的脈絡下，可能會受很多因素影響：這人跟我有沒有過節呀？這人講話討不討我歡心呀？這人長得好不好看呀？這裡頭種種因素，都環繞著地主這個決策者，作為一個運算核心，來做出種種判斷。

但如果我們把數據的觀念給導進這個場景，會發生什麼事情呢？先從產量開始吧，一畝地你給產多少稻米？光看數量不夠，還要看質量呀，再把不同等級的稻米給個權重。光會生產不行，你銷售行不行、搞不搞客戶關係呀？凡此種種，最後就會將「判斷佃農好壞」的決策，透過金錢的媒介，以市場交易的形式，將決策分散出去。正所謂不管是黑佃農、還是白佃農，只要會掙錢的，就是好佃農。

每個人在日常生活做個簡單決策，買不買這人的米，堆疊起來就是更靈活、更睿智的判斷。依據計算機原理，一旦運算能夠分散出去，整台計算機的運作效能，就會飛速提升。這是以數據為基礎建構的系統，之所以能夠自命為現代化系統的關鍵原因：它讓所有人都能參與計算，從而讓社會這台大型計算機的效能向上提升。

而GDP正是在這個脈絡下，搭著社會現代化的順風車，被奉為圭臬的。怎麼評估社會發展狀態呢？看財富。怎麼評估財富呢？看交易。怎麼評估交易呢？看多少人掏多少錢買了多少東西。於是這個1934年初試啼聲的指標，從此成為人類評估自身社會的標準，即使創始人當時已經強調，這玩意兒僅供參考，拿來評估人類幸福，並不靠譜呀。

那GDP怎麼又不靠譜了呢？

我知道你會想：照你那麼說，拿經濟成長來做現代化社會的評估指標，豈不是天經地義的事情了嗎？那麼又怎麼說這是盲信呢？要搞清楚，我剛剛說的是以「數據」為基礎的社會協作系統，並不是以金錢為基礎的社會協作系統。

我的觀點是，為了維持大規模並列運算的效能，數據這條路我們是非走下去不可。問題是，對經濟成長的盲信，讓我們把數據等同於金錢，讓經濟成長綁架了我們看待社會、評估進步的眼光和標準。但是經濟成長沒辦法分辨交易行為和人類福祉之間的關係，賣地溝油掙的錢、賣軍火掙的錢，丟到GDP裡面，通通都對經濟成長「大有裨益」。但是地溝油吃進肚子裡、子彈打到身上，對人類福祉能有什麼貢獻嗎？

更何況如今的金錢，講好聽是自由交易的工具，實際上是被各國政府（講白了是美帝）和各國銀行家把持在手中，隨債而生、劫貧濟富的法幣。越追求經濟成長，受這套法幣制度的箝制就越深。但今天姑且不談這題，推薦大家讀讀這篇文章，去看看哈耶克的《貨幣的非國家化》，揣想一下老人家晚年的心願，是不是有可能在我們有生之年實現？

總而言之，因為金錢的盲目，以及法幣的易受操控，GDP以及經濟成長，與我們希望達到的「透過數據來評估進步、發展協作」這個目標，可說是越來越遠。就統計而言也是如此，在Michael Green的Ted talk當中，他點出經濟成長之於人類福祉，有非常清楚的邊際效益遞減。也就是說，在你很窮的時候，一點點錢就會大幅改善你的生活。隨著你越來越有錢，同樣那一點點錢，對你的生活就沒什麼幫助了。

再加上環境汙染、棲地破壞這種種伴隨著經濟成長而來的惡果，於是我們看到經濟學家寫出這樣的書：《誰說經濟一定要成長？》挑明了要顛覆人們對經濟成長的盲信。以後看政治人物拿經濟成長來作幌子，好像GDP就能解決一切的時候，我們心裡可要有數才行呀。

當數據不靠譜，我們需要的是更多的數據

當人們遇到現代化的弊病時，很容易往回找過去的傳統，要用前現代的方式來解決這些問題。但我必須要說，這同樣是不靠譜的。失卻了數據的分散、協作效果，決策很容易往社交關係、家族系譜、利益交換的黑箱裡面走，從而讓權力越來越集中在某些節點上頭。而當決策和權力越來越集中，也就意味著整體社會的運算效能越來越差，終究不是人類的出路。

誕生在二十世紀的GDP指標，受限於當時的簡陋的紙筆訪調統計工具，只能針對最容易量化的金錢來進行統計。如今我們以網路和電腦為基礎，將生活中的方方面面都給數據化了，更發展出各種細膩的統計工具和可能。這也就是大數據的關鍵性角色：讓更豐富、更多樣的元素，有機會列入人類福祉的評估標準當中，用數據化的形式進入評估標準，幫助整個社會發展協作。

所以開始有各式各樣的指標，企圖替代GDP的金錢本位霸權，其中最著名的就是社會進步指數（Social Progressive Index）。Michael Green在最新的Ted talk當中，提出一個巨大的挑戰：如何在將來的十五年之內，將全球平均的社會進步指數從目前的61，提升到目標的75。當中預期能透過經濟成長來獲得的社會進步，只有區區2分，Green特別點出了一個社會進步（SPI）遠優於經濟發展（GDP）的國家：哥斯大黎加。並且指出，要達到社會進步的目標，關鍵在於我們如何向哥斯大黎加這樣的國家看齊，超越對GDP的盲信，將人類福祉擺在經濟成長之上。但是超越GDP，不代表我們要放棄數據作為基礎的社會協作系統。相對地，我們需要的是項目更細緻、生產更透明、取用更開放，納入社群參與的數據系統，來作為評估進步、發展協作的基礎。

面對著大數據、生產力4.0、第三次工業革命等等趨勢，我們無法期待政治人物們率先超克追求經濟成長的迷思。這是民主體制的原罪，也是政治人物在民主時代難以違逆的姿態：他們得要謙卑甚至反動地，跟在人民的身後，試探時代的水溫。真正的問題是：我們自己準備好了嗎？我們能夠超越對GDP的盲信，追求更細緻的社會進步嗎？我們懂得要向哥斯大黎加看齊，而不只是追求經濟成長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