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前進巴黎─全球新氣候秩序下台灣碳經濟與碳外交策略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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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迫切需要改變,大的改變,有別於傳統、保守、緩慢的官僚程序,才能讓我們在氣候變化因應和綠色成長上成為亞洲的冠軍。我誠懇地提出2030年超級大三元綠能發展與國家減碳路徑目標:Triple 30 by 2030,成為台灣的INDCs(遞交給UNFCCC的國家自主貢獻)在年底巴黎UNFCCC第21屆締約國會議前,讓全世界與全球低碳綠能市場知道,台灣邁向低碳綠能發展世紀的堅定決心。

台灣的綠色超級大三元INDCs,到2030年時(以2005年為基準):

●減少溫室氣體排放量25-30%,盡最大努力達30%

●增加再生能源發電量到30%

●提升能源使用效率30%

上述的綠色超級大三元,將使台灣在氣候變化上成為亞洲楷模,超越中國、韓國、新加坡甚至日本,並大舉吸引綠色投資,推進環保節能與低碳儲能碳技術突破。更重要的是,增加台灣綠色永續就業與提高薪資。這個超級大三元綠色國家發展目標,也符合我們最新通過的《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法》50 by 50(2050年減2005年排放量的50% 以下)。經濟部能源局也推出十年內增加再生能源發電容量從目前5%至24%;民進黨總統候選人蔡英文也提出極具野心的2025年節能300億度, 增加再生能源電力達800億度的計畫。

五年蹉跎,再次奮起,從哥本哈根到巴黎

備受全球矚目的巴黎氣候變遷締約國大會COP 21,將在下個月於巴黎召開。過去短短幾個月內,從教宗方濟發表振奮人心,呼籲全球齊力對抗氣候變遷通諭;到英國外相召集全球氣候變遷專家提出的最新報告,呼籲全球視氣候變遷,猶如冷戰時期毀滅性核子大戰同等級的全球性危機(Anelay, 2015)。即便過往對氣候變遷相對消極的排碳大國近來也有所改變,如美、中簽訂了重要的雙邊氣候合作協定。這一切發展都讓全世界再次燃起了「巴黎希望」,期待屆時可以通過一個有野心、具國際法約束力的新氣候架構協議,不僅有充裕的全球氣候變遷基金,也能加速低碳/零碳技術的研發與轉移,齊力讓地球平均溫度不上升超過2℃,大氣CO2濃度不超過450ppm的全球總目標(The Cancun Agreements , UNFCTC, 2012 ),以阻止世界正一步步走向無法逆轉的氣候大災難(climate catastrophe)的悲劇不歸路。

當然,從筆者六年前參與哥本哈根COP 15及其他國際協商的經驗,國際條約談判難以樂觀。2009年時,當時全球也彌漫著哥本哈根氣候會議,將是後京都協議搶救地球最後的希望。哥本哈根當時被媒體冠上「希望哈根」(Hopenhagen)暱稱。最後結果大家很清楚。會議在美、中兩大排碳國,歐巴馬總統與中國總理溫家寶相互批評指責下草草收場。當時最令人不解的是,中國談判代表堅決反對富裕國家自願接受有法律約束力的減碳目標入法。

後來由德國《明鏡周刊》(Spiegel)取得一份哥本哈根最後、最關鍵協商的秘密錄音檔案,忠實完整地呈現了當時最重要國家領袖的協商經過。當時歐盟領銜,堅定力推有法定約束力的減碳目標入法的德國總理梅克爾很憤怒、不解地對中國代表何亞非說:「為什會我們不能(在公約中)提到我們自己的強制減碳目標呢? (歐盟計畫以1990年為基準年,在2050減下80%排放量)」

連同樣是發展國家且與中國相當友好的巴西氣候代表,都指出中國這個所有減碳目標都不入法的堅持違反邏輯,但中國繼續反對到底。

中國當時堅決反對只針對富裕工業化國家有約束力的減碳目標入法的原因,至今仍是一個謎。筆者當時在哥本哈根百思不解,這麼重要的氣候會議怎麼會草草地從「希望哈根」(Hopenhagen)變成這個「鬧劇哈根」? 後來細讀從新華社發出的中英文新聞與德國《明鏡周刊》,熱切地想了解中國氣候代表團當時在想什麼,用的是什麼氣候談判策略。結果得知,當時溫家寶待在飯店房間遙控其副代表中國外交部副部長何亞飛,本人並未親自出席最後關頭、最關鍵的協商會議,反而讓這些大國領袖們在協商時等待無決策權力,需時時請示最高領導的何亞飛,去電待在飯店的溫家寶總理請示。

令人驚訝的是,這個結果,完全是因溫家寶個人對哥本哈根協議談判,做了一個毫無根據的結論判斷:在最後關頭,溫家寶總理再次發揮了關鍵作用。他召開中國代表團會議,冷靜地分析形勢,認為此時已不可能達成一份具有法律約束力的文件,(擷取自中華人民共和國網站:題青山遮不住 畢竟東流去 —溫家寶總理出席哥本哈根氣候變化會議紀實)。在溫家寶總理對此協商最重大內涵做出定調後,隨即中國氣候代表團使命必達,將領導的結論奉為聖旨,在協商時堅決反對任何有法律約束的減碳目標的文字入法,甚至連完全不會約束到中國等開發中國家排碳的文字都必須拿掉。

因哥本哈根的失敗,過去幾年,歐盟主要國家雖自願在公約空窗期延續京都協議精神持續減碳承諾,但是日本、加拿大、俄國則相繼退出,不願延續不再具效力的京都協議。哥本哈根會議的失敗,讓過去五年全球在對抗氣候變遷上無關鍵性進展。

當時,全球媒體與氣候專家學者及國際環團,紛紛認為哥本哈根是個失敗的大災難(disaster) 。溫家寶後來也發現,中國受到全球媒體與評論家一致指責。其返國後,他全然一付委屈、不解為何全球媒體一面倒譴責中國讓哥本哈根協議破局。

當所有國家都是由總統與首相出席,中國竟派出外交部副部長何亞飛代表中國,這種在外交場合派出無實質權力的下駟對上外國上駟的手法,是典型的外交羞辱(diplomatic affront),無怪乎西方國家認為中國對氣候會議的基本態度與立場是既傲慢又無理。最令人無法理解的是,當多數氣候專家與國際評論指出中國破壞了哥本哈根氣候協商,中國氣候代表團在事後還沾沾自喜地對國內外宣稱,協商談判的艱辛曲折,更見證了溫家寶總理以誠意、信心、決心和卓有成效的努力,充分展示中國謀發展、促合作、負責任的大國形象。

當時在哥本哈本的筆者極為吃驚,後來與從事氣候變遷的同事討論各種可能性,依舊不解中國氣候談判策略怎會如此荒唐走板,並持續發生中國氣候代表團“lost in translation”搞不清楚狀況,不僅無法因應國際外交快節奏的談判步調,中國外交及氣候專業幕僚對溫家寶總理明顯的重大錯誤判斷,也毫無能力與膽識對最高上級提出不同的專業建言。我想當時溫家寶本人若不要待在飯店遙控何亞飛,讓他事事請示,而是積極與主要國家首腦好好協商,哥本哈根大概不會被視為氣候協商史上最大失敗,而中國是當時頭號協商失敗要犯。

2009年哥本哈根氣候會議後,經過五年多持續協商努力,加上令人不安的新氣候變遷證據持續出現,特別是不斷發生的氣候災難與物種滅絕速度加快,全球最有影響力人士與團體,如天主教教宗方濟的對抗氣候變遷通喻;諾貝爾獎得主的共同呼籲等,再次為巴黎氣候會談定調。特別是中國近年來的快速改變,如對再生能源大舉投資,及因嚴重的空氣污染已到了天怒人怨,外商逃離、外資移出、動搖國本的地步,中國新領導階層也開始對勢力龐大的煤老大下重手。2015年初,中共當局強制關閉了一千多家老舊燃煤電廠,短短四個月內因此減下的排碳量,竟然與英國同期碳排放量相當,共減下中國5%的總碳排放,這不僅受到國際社會,包含綠色和平(Green Peace)的肯定(Myllyvirta, 2015),也讓國際氣候專家了解到,如中國能加速改變其能源結構,特別是關閉老舊燃煤電廠,對全球減緩氣候變遷將有巨大關鍵影響,中國主要城市的空氣品質也可望大幅改善。

中國目前的領導階層似乎對氣候變遷有著更深刻的體驗與行動,如習近平與歐巴馬簽訂了中、美氣候協定,國務院直接下令關閉1000多家煤老大所經營的高污燃煤電廠,都是過去難以想像的重要改變。更重要的是,中國早已視低碳綠能產業為其持續經濟發展最重要的商機,中國不僅已是全球最大再生能源市場及工廠,其低碳綠能技術的發展,特別是其以龐大的國內市場做誘因,換取重量級跨國企業的技術與專利,如GE奇異公司轉移高效率發電機渦輪9FA專利權給一家與由中國公司掌控多數的合資的公司,以換取九億美元發電渦輪採購訂單(GE, 2004),中國政府也要求所有中國境內的風力發電機,七成的原材料都必須在中國境內採購與製造。這些政策都讓中國有機會成為節能減碳技術與再生能源領域最具競爭力的國家之一。

台灣政府也將在最近公布「國家自主貢獻INDCs」,向國際社會昭告台灣作為地球村一員的自主減碳承諾。台灣在全球新氣候秩序下的碳經濟及碳外交策略為何? 如何向國際社會展現台灣對氣候正義(Climate Justice)與對綠能低碳經濟的堅持與投資決心? 

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