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旅美作家
台灣黑箱課綱爭議引發「中學生版的太陽花運動」，中共領導人習近平隔岸觀棋，向國民黨支招，在政治局集體學習時強調「要推動海峽兩岸共寫史書」。
據中國官媒報導，中共中央政治局針對「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的回顧和思考」進行第二十五次集體學習。習近平主持學習時表示，要整合全國學術機構和研究隊伍，協調各地部門和機構的力量，扶持民間研究，推出高水準的權威專著和通俗讀物。而且，要推動海峽兩岸史學界共享史料、共寫史書，共同捍衛民族尊嚴和榮譽。
這個面目越來越接近法西斯的獨裁者，偏偏要彰顯他是反法西斯事業的忠實繼承者；這個剛剛讓央視播出解放軍演習攻佔模擬的台灣總統府的獨裁者，偏偏要要大力倡導兩岸「共同寫史書」。除了見利忘義的兩岸政商集團繼續對習近平三跪九叩之外，他還能欺騙多少中國人與台灣人呢？
在「七不講」的指導方針下只能寫偽歷史
習近平剛一上台，就發布了名為「七不講」的內部文件，要求高校教師不能講普世價值、新聞自由、公民社會、公民權利、黨的歷史錯誤、權貴資產階級和司法獨立等七大主題。然後，中共當局又出台共十六條的《關於加強和改進高校青年教師思想政治工作的若干意見》，要求高校以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來統一思想，抵制西方自由主義。雖然習近平的家族是毛時代的受害者，但他拼命捍衛毛時代的價值觀，因為「如果否定了毛澤東，我們的黨還站得住嗎？站不住就會天下大亂」。
在不能講中共的「歷史錯誤」的前提下，還能有真實的歷史書寫嗎？所謂共產黨的「歷史錯誤」，從近往遠推，包括六四屠殺、文革、大饑荒、反右以及屠殺了數百萬國民黨軍政人員和地主的鎮反運動，這些當然全都不能寫入歷史書中。
以習近平企圖讓兩岸合作撰寫的抗戰史為例，中共從來都是「外戰外行，內戰內行」，面對日軍的掃盪丟盔卸甲，破壞抗戰的時候則無所不用其極。中共在延安及其他地區集聚力量，奴役和壓搾民眾，種植鴉片斂財，通過整風完成法西斯式的一元化體制，由此在戰後擊敗了國民黨，奪取了中國的統治權。
在國共內戰期間，共軍在東北招募大量頗具戰鬥能力的日軍和偽軍（包括朝鮮軍），接收其精銳的武器裝備，成為戰勝國軍的中堅力量。（當然，蔣介石也組建「白團」對抗中共，指揮國軍打贏古寜頭一役的，不是湯恩伯或胡漣，而是原侵華日軍將領根本博）在生死搏鬥中，兩黨都只考慮黨派利益，而無視國家利益和國家尊嚴。國共內戰的慘烈程度甚至超越了中日戰爭，比如長春圍城餓死三十萬以上的居民，超過了南京大屠殺二十萬的死亡人數。
「日本侵華成就中共霸業」的這一真相，說話毫無阻攔的毛澤東多次在接見日本客人時赤裸裸地表達出來。若兩岸合作撰寫抗戰史，習近平敢於將偉大領袖的這類「最高指示」寫入其中嗎？
早在一九五六年，毛澤東與訪華的前日軍中將遠藤三郎談話時，便說：「你們（日本皇軍）也是我們的先生，我們要感謝你們。」
一九六零年六月二十一日，毛澤東接見日本文學代表團，與左派文學家野間宏等人會談時說：「侵略當然不好，但不能單看這壞的一面，另一面日本幫了我們中國的大忙。假如日本不占領大半個中國，中國人民不會覺醒起來。在這一點上，我們要感謝日本皇軍。」
一九六四年七月九日，毛澤東與參加第二次亞洲經濟討論會的亞洲丶非洲丶大洋洲訪華代表談話時說：「事實上，日本帝國主義當了我們的好教員。第一，它削弱了蔣介石；第二，我們發展了共產黨領導的根據地和軍隊。在抗戰前，我們的軍隊曾達到過三十萬，由於我們自己犯了錯誤，減少到兩萬多。在八年抗戰中間，我們軍隊發展到了一百二十萬人。你看，日本不是幫了我們的大忙？這個忙不是日本共產黨幫的，是日本軍國主義幫的。」
一九六四年七月四日，毛澤東接見日本社會黨人士佐佐木更三丶黑田壽男丶細迫兼光等時拒絕了對方的道歉：「沒有什麼抱歉。日本軍國主義給中國帶來很大的利益，使中國人民奪取了政權，沒有你們的皇軍，我們不可能奪取政權。這一點，我和你們有不同的意見，我們兩個人有矛盾。」
一九七零年十二月十八日，毛澤東與老朋友、《西行慢記》的作者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Edgar Snow）會面時說：「那些日本人實在好，中國革命沒有日本人幫忙是不行的。」
如果說以上談話都只是與民間人士的閑聊，不足以體現毛的國家政策；那麽，毛一九七二年九月二十七日晚與日本首相田中角榮的會面，就是正式的國務活動，當然是「君無戲言」。在兩國最高領導人的會面中，堂堂中國國家領導人竟向日本首相說出出賣國家民族的言論，比之汪精衛的賣國更有過之。毛說：「我們要感謝日本，沒有日本侵略中國，我們就不可能取得國共合作，我們就不能得到發展，最後取得政權。……我們是有你們的幫助，今天才能在北京見你們。」
如果中共方面願意如實地將毛澤東感謝日本侵略軍的這部分內容寫入歷史書中，台灣才能考慮與之合作。
兩岸早已合作過「中華民國已死」的民國史
中國在一黨獨裁的政治體制下，沒有基本的言論自由、新聞自由、學術自由和教育獨立。教育是中共當局對青年一代施行洗腦、培養乖乖聽話的順民以及被民族主義情緒驅動的「糞青」的工具，歷史教育尤其如此。在這種情況下，中國與他國合作撰寫的歷史書籍，其質量堪憂。
此前，中國、日本、韓國三國學者與教師曾共同編著了一本《東亞三國的近現代史》，此書在中國官方的強力主導下完成，出錢、出力的「大頭」都是中國政府。在參與編纂的數十名學者中，中方全都是體制內御用學者，他們當然不敢跨出官方畫出的紅線一步；韓國和日本的學者中，少有受社會廣泛肯定和尊重的權威人士，大都是不知名的親中派人士，他們對於這本書被中國官方利用毫無警惕。比如，這本書中涉及中國部分，完全迴避習近平所說的「中共的歷史錯誤」。敘述抗戰歷史時，籠而統之地以「中國軍隊」名之；敘述中共建政之後的治理，則將中共描述成一個一貫偉大、光榮、正確的政黨，宣稱在共產黨中國，「公民享有廣泛的權利和自由」。此種「國際化」的歷史書，有何公信力可言？
其實，兩岸早已合作過基本上在中國支配下的民國史。這部由兩岸近七十位專家學者合作、費時五年完成的、十八卷八百萬字的巨作《中華民國專題史》，號稱是兩岸學術界規模最大的合作。該書主編之一、研究中國現代史的中央研究院院士張玉法認為，這是一件跨時代、有里程碑意義的事。
然而，二零一五年《中華民國專題史》在中國南京大學舉辦新書發表會時，在新聞稿第一段就明目張膽地寫道：「中華民國史是中國歷史的一部分，始於一九一年，止於一九四九年。」也就是說，在本書作者眼中，中華民國早在一九四九年就滅亡了。那麽，仍然存在於台澎金馬地區的中華民國政府，究竟是個什麽東西呢？顯然，中共方面並不承認其合法性。由此可見，這部通史仍然是「成王敗寇」的大中國史觀下的產品，它究竟具有多高的學術價值，不由讓人深刻置疑。
兩岸合作寫書，關係並不對等。中國財大氣粗、人力充沛、圖書發行市場廣大（此套書目前只在中國出版簡體字版，尚未進入台灣市場），參與其事的台灣學者只能唯唯諾諾、受其支配。我感到好奇的是，參與這套書寫作的台灣學者，好多是領取中華民國俸祿和台灣納稅人稅金的研究機構的研究人員和大學的教授，他們具有凖公務員的身分，為什麼對中國方面的霸淩和扭曲保持沉默呢？為什麼不敢挺身而出、據理力爭，捍衛中華民國的國家主權和尊嚴呢？
泛藍是中華民國的捍衛者嗎？
台灣的泛藍人士認為，中華民國是由國民黨和孫文創見的，雖然國民黨在內戰中戰敗、國民政府遷台，但他們始終是中華民國的捍衛者。然而，種種跡象表明，他們早已不是藍色黨，而是粉紅黨，他們比台灣的本土派人士更不喜歡「中華民國」。
比如，國民黨總統參選人洪秀柱提出「一中同表」的論述，堪稱升級版的「九二共識」，讓習近平龍顏大悅、宣慰有加。洪指出，兩岸主權宣示重疊，「我不能說中華民國的存在！」因為這樣會變成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同時存在，「變成兩國論！」所以，她洋洋得意地宣告說，「這都是很有學問的話！」既然洪秀柱否定中華民國的存在，那麽她參選的究竟是哪個國家的總統呢？難道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台灣特區的特首？既然是台灣特區的特首，何須選舉，乾脆直接由北京任命得了。洪秀柱曾在北京受到習近平接見，熊腰虎背的習近平與嬌小玲瓏的洪秀柱對比鮮明。洪秀柱當然不敢在習近平面前施展她在台灣立法院屢試不爽的那套中國功夫，當然更不敢為中華民國正名。
再比如，此前中共國台辦主任陳雲林訪問台灣，是兩岸分治半個世紀以來中共政權登島的最高級別官員。國民黨政府為了迎合這位天朝上使，不僅收起陳雲林視線所及之處的中華民國國旗，還嚴禁手持國旗的台灣民眾接近其下榻的酒店，甚至派出情治人員掃盪陳雲林有可能去參觀的書店，將反共、台獨類的書籍統統下架。恥於讓中華民國的符號曝光的，不正是民選的中華民國總統嗎？這一幕，讓我想起韓國電視連續劇《世宗大王》，那時朝鮮身為明朝藩屬國，處處受制於人。年輕有為的世宗大王悉心研製朝鮮文字和朝鮮曆法，以此提高朝鮮在文化上和政治上的獨立性。然而，當明朝派出東廠太監前來稽查和問罪的時候，朝鮮朝廷又不得不隱藏有關的儀器和資料。這不正是今日台灣的可悲處境嗎？
又比如，中國有不少痛恨共產黨暴政的年輕人，由於長期生活在資訊封鎖之下，找不到優質的批判極權暴政的思想資源，便以為光復中華民國就可以過上幸福快樂的生活。於是，「民國熱」 近年來在中國成為耐人尋味的現象：蔣介石在浙江奉化的故居遊人如織，不亞於去瞻仰毛澤東韶山故居的人潮；陸客到台灣，與孫文、兩蔣有關的官邸、行館、紀念館，同樣是必不可少的行程。其中，更為激進的一群年輕人，籌組異議性的組織「泛藍聯盟」，在公共場合身穿印有中華民國國旗的衣衫、手持青天白日旗，甚至向國民黨中央總部寫信，要求加入國民黨。這批「藍粉」中，有些人因此而受到中共的抓捕和刑求。然而，台灣的國民黨當局始終婉拒彼岸「忠黨愛國」人士的入黨申請，對他們遭受迫害的遭遇亦視若不見。兩岸政商集團在乎的只有金錢和權力，這些草民的命運在其眼中輕如鴻毛。
由以上三個例子可以看出，泛藍已成習近平之傀儡，泛藍才是中華民國的終結者。習近平發出的兩岸合寫歷史的倡議，馬英九、洪秀柱、吳思華、王曉波等人，必將如小兵听將令，急不可耐地行動起來。這就是他們面對民間反黑箱課綱怒潮寸步不讓的根本原因所在。他們寧可得罪台灣主流民意，也不敢惹習大大不高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