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史明文物館籌備計畫協同發起人、獨立研究者、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董事、共生音樂節發起人;桃力發展協進會總幹事,《史明口述史》企劃協力。
文化部24日公布第34屆行政院文化獎得主名單,由甫離世的建築人文學者漢寶德先生與兩位資深文人齊邦媛女士、作家余光中獲獎。諸如此類由官方主辦的國家級獎項無疑代表最高的肯定與尊榮,得獎者往往必須有相當的年資,除了專業成就外更需要對社會有著綜合層面的影響。
有趣的是,本屆除了漢寶德外的兩位獲獎者皆來自於文學領域,特別是齊邦媛、余光中兩人在生命經驗、學思歷程、文化意識與行動實踐的同與不同,在在反映了戰後台灣文化界的兩種心靈傾向,值得大家進一步來思考。
戰後台灣文化場域的兩種心靈
齊邦媛(1924- )與余光中(1928- )在台灣文化場域中的代表性無庸置疑,除了兩人皆是於戰後遷居台灣,擁有外文專業以及在大學執教的經歷以外,他們各自對台灣文學、文化場域的參與頗深,門生子弟更是在文壇中頭角崢嶸、嶄露頭角。值得留意的是,齊邦媛女士與余光中的經歷雖然如此類似,但他們兩人的行動與實踐卻恰好映襯了戰後台灣文化圈的兩種心靈傾向,等而視之絕不公平,一概而論更是褻瀆。
齊邦媛女士終生致力於推動台灣現代文學的英譯工作,更催生了國立台灣文學館的開館;因為有她的建設與疏通,台灣文學順利地在國際文壇中露臉發聲。除此之外,她在2009年出版的自傳《巨流河》中以自己的生命經驗保留中國人戰後顛沛流離的境況,也記錄了自己之所以根留台灣的心跡。
相較之下,被譽為「右手寫詩,左手寫散文」的余光中對台灣文學的貢獻則僅止於創作方面(而且他並不認同所謂的台灣文學)。即使他在作品當中流露的特定美學傾向自成一家,但新古典主義終究只是戰後台灣現代詩潮的其中一支,既非精髓,亦非全貌;更別說,其作品長期佔據中學國語文教材亦不過是編選制度不良的結果,影響猶待公評,過早的美譽大可不必。
兩人最大的不同在於雖然同樣在台灣文學場域中耕耘,但齊邦媛女士不僅協助了台灣文學本土化、體制化的建制,更積極地協助其外譯、發揚,讓台灣文學得以散佈至世界。相反地,余光中的美學傾向與創作實踐則以原鄉為主體,進而在台灣島嶼上用書寫創造中國、想像天朝。
牛雞同一皁,雞棲鳳凰食
文學與建築的不同,在於建築方面除了巧思外尚有太多現實環境的限制需要考量、妥協;相較之下,兩位同樣在年少遷居台灣、執教於大學、對台灣文學、當代文壇有著相當影響力的齊邦媛女士與余光中,則是各自選擇了不同介入、詮釋、理解台灣文學的方式,直接形塑出台灣文化場域中的兩種心靈依歸。
然而從這個觀點來看,齊邦媛女士與余光中同時獲獎並非兼容並蓄、而是精神錯亂下的結果。首先,如果文化獎以獲獎人長期的綜合貢獻為標準,那麼僅以詩文創作成就個人冠冕的余光中,如何比得上憑藉一己之力為台灣文學體制化奉獻良多的齊邦媛女士。
再者是,過去在戒嚴時期充當黨國打手撰寫〈狼來了〉一文的余光中;曾經與王昇、銀正雄等人一同對付鄉土文學的余光中;至今在刻意掩蓋個人反共史下勤走兩岸鑽營個人資本的余光中,又究竟有何資格與自父親齊世英起便是民主派、自由主義者的齊邦媛女士同台授勳呢?
本屆行政院文化獎雖然刻意凸顯了台灣文學的發展成果,但在缺乏歷史脈絡的爬梳與整理之下,牛驥同一皁,雞棲鳳凰食,反而讓得獎者之間自然出現豐富而有趣的「對話」,或許也是文化部當初意想不到的結果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