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台灣與拚經濟之後

近年來台灣社會遭受著愈來愈嚴峻的挑戰，許多歷史軌跡所遺留下的病根，也隨著大環境的轉變逐漸讓台灣社會走上了共存共立不再可能的臨界點。近年雖然群眾運動蜂起，看似輿論得以拖住與社會漸行漸遠的政府、政黨，但群眾運動卻只能拖延而無法取得積極轉變社會的能量與能力。這不禁讓人疑惑，一個信任基礎全失的政黨看似日暮西山，台灣社會卻仍不見起色與轉圜。社會運動期望許台灣一個體制外主導社會轉型的機會，今日社會運動本身所受的侷限就必須找到問題癥結。

台灣近幾年的大規模社會運動，只零星地取得消極勝利，而整體政治政策不斷陷入內耗的泥淖。由於社會中缺乏組織團體（公會、工會等），作為個人與整體政治之間的折射來捍衛組織利益，台灣社會只剩下以「個體」人民直面「整體」政治的方式來對公共事務發聲。儘管群眾運動規模日漸龐大，由於缺乏日常生活中的組織，群眾運動仍然無法以集體（社會）面對集體（政府）的方式影響政治，而停留在「個體」與「集體」的不對等關係之中。這個缺憾，慢慢使得台灣社會運動看見自己的極限與困境，發現每次聲勢浩大的場面，卻只能換取拖延，讓政府回到舊有、被質疑的體制內，繼續「立法審議」。

由於組織的缺乏，使得媒體主宰社運、政府和群眾間的溝通管道。在媒體本身缺乏自律自主精神的條件下，媒體變成了各方以口號、符碼相互拉鋸之地，而非溝通論事之處。所有的社會運動論述與政治語言都變成口號，而所有論述變成標籤之間的簡單連結。輿論與政令，變得好像「愛台灣」就「正義」、「獨立」就會藥到病除，「拚經濟」就「理性」且帶來「光明未來」。

近年來，群眾不再信任公權力，因此立法、體制內審查改革，都不再是使人民信服的解決方式，使得社運團體展現出從立法到行政決策都必須「事必躬親」的姿態。但與此同時，社會運動卻在各個事件中要求「整體」政府而非特定部門，負起所有責任，剛好給了政府藉口要求更大權力來負起這所有責任。民間社會對於政府的不信任，卻以更加倚靠、依賴政府作為解決方式，這樣的無限迴圈要如何能找到出口？

無限反覆的困境，最終必須劃上休止才能開創出新的樂章。社會對政府所代表的政治整體之不信賴，也只能到社會自身開始自立自強自治才能擺脫「不信賴又只能不斷賦權給政府」的無限迴圈。各個社會環節和每個個人所身處的社群，可以靠各個社群內部的組織與自我規範來接管特定社會功能，從而減低對政策依賴以及政府控制。簡言之，社會中各專業若形成自我規範，政府的職權範圍就會間接受到制約和架空。

台灣需要的，不是再訴諸一個外力來解救台灣，不管這外力展現為一個政權、一個經濟體、一個英雄或者一個理念。台灣不需要一個英雄在某個時刻來解救，卻需要每個個人在自己的日常生活中組織起自己所身處的團體（職業團體、理念團體等）。各社群的自主自立，才能給予未來社運更多組織能量，也才能讓台灣人決定台灣的命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