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是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兼任助理教授
被視為中國「主場外交」的「亞洲相互協作與信任措施會議峰會」(亞信峰會)落幕,習近平在會中提出的「亞洲論述」,藉峰會倡議亞洲安全合作架構,明顯劍指美國的「重返亞洲」戰略。
![](http://www.thinkingtaiwan.com/public/upload//862b24a0ec509626517d218d5311c604.jpg)
圖說:門羅主義的諷刺漫畫。圖片來源:redflora網站
習近平在峰會演說中強調「亞洲的事情,歸根結底要靠亞洲人民辦。亞洲的問題,歸根結底要靠亞洲人民來處理。亞洲的安全,歸根結底要靠亞洲人民來維護。亞洲人民有能力、有智慧通過加強合作,來實現亞洲和平穩定。」此一「亞洲人管亞洲」的「亞洲論述」似已隱約透露出北京當局意欲以「亞洲門羅主義」建構一個由中國主導,具有強烈排他性,不容非亞洲國家插手的亞洲秩序和安全體系。
美國「門羅主義」(The Monroe Doctrine)主張美國不會介入歐州外交事務、不會干涉歐洲在西半球既有的殖民地政策、任何國家均不得在西半球建立新殖民地、歐洲國家試圖控制或干涉西半球的任何國家內政,美國將視為充滿敵意的挑釁行為。主張進攻現實主義(Offensive Realism)的米爾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在《大國政治的悲劇》一書中提出預警:「一個更強大的中國會試圖把美國擠出亞太地區,就像美國在19世紀把歐洲大國擠出西半球,中國將會複製門羅主義」,以此檢視習近平的亞洲觀,與「門羅主義」若合符節。
二戰後,美國的全球戰略目標就是要嚴防被孤立於歐亞大陸之外,然而,美國越介入歐亞大陸事務,越帶給歐亞大陸強權國家的危機意識與壓迫感,反彈的力道就相對增加。中國崛起直接挑戰美國的霸權地位,美俄關係交惡,俄羅斯因烏克蘭危機受到西方國家經濟制裁,提供普丁轉向中國,尋求北京支持的戰略機遇。亞信峰會期間,中、俄、伊朗三國領導人取得協力推動「新絲綢之路經濟帶」的合作共識,完全排除美國的參與,孤立美國將會是未來中國國際戰略的主軸。
習近平的「亞洲新安全觀」與「和平共處五原則」前後呼應,除了重申中國將以和平方式處理領土主權和海洋權益爭端外,同時與俄羅斯緊密合作,維護亞太地區的和平穩定。習近平之前在歐習會中才說中美要走出過去大國之間必然對抗的道路,建立新型的大國關係,如今卻與普丁聯手拒美,只是應驗19世紀英國首相帕默爾頓(Lord Palmerston)的名言:「大英帝國沒有永遠的盟友,也沒有永遠的敵人,只有永遠的利益」就此而言,亞洲門羅主義的核心關切,還是中國的國家利益。
亞洲既是全球最具發展潛力的地區,又是安全威脅和衝突動盪的高危險區,卻又缺乏一個涵蓋全亞洲的安全機制。時值中國與日本、越南、菲律賓等亞洲國家,在東海、南海的主權紛爭有惡化跡象,使東海、南海海域成為當代亞太地區的發火點(flash point)。歐巴馬今年4月的日、韓、菲、馬4國亞洲行,重返第一島錬,加強與日、韓、菲、馬等盟友的軍事合作,被視為是針對中國,遂行圍堵戰略的外交手段。
過去十餘年間,在經濟角色逆轉、安全關切升高與主要強權加強軍備的系列變動中,東亞處於高度的流動化狀態。與此同時,中國的經濟崛起,更讓整個東亞憂慮。中國取代亞洲所有國家成為吸引外資的超級中心。東亞諸國出現巨大的戰略爭辯:在經濟上和中國對抗,或者,如果不能擊敗中國,乾脆加入中國並讓彼此經濟整合更為緊密。採取對抗,各國欠缺足夠實力;順應中國,不僅要面對經濟威脅,同時也要面對安全威脅,中國並未放棄將東海與南海變成中國內海的戰略野心。
中國的領導階層很清楚整體戰略局勢。北京當局的長期戰略是,謹慎地通過亞洲經濟共同體的建構,引誘日本,以及推進亞洲一種特殊的集體政治認同,藉以整備長期與美國角力的籌碼。就短期而言,為了維持中國經濟的持續成長,習、李當局積極推進出口擴張政策,且為了緩和美中貿易赤字而導致人民幣升值的壓力,積極尋求美國以外的出口市場,尤其是歐盟、中南美洲與東南亞。中國積極前進東南亞,「東協加三」的動向,即為此一戰略的產物。
基於以強者生存為特點的全球政治現實的認知,以及宰制世界霸權的趨動力,誘發東亞地緣政治板塊運動。中國告別韜光養晦,已展現與美國分享太平洋海權的實力,中國因素構成了東亞諸國戰略兩難的所在。如何處理中國因素,尤其是中國對東亞地緣政治、經濟的挑戰,構成東亞諸國的核心戰略挑戰。北京突破島鍊的「中國夢」正以習近平的「亞洲論述」逐夢踏實,東亞諸國的地緣政治博奕,必須提防陷入「修昔底里斯陷阱」。
在最終分析上,台灣無法置身於這場地緣政治變動之外,且被動地捲入賽局之中,亞太地區和平有賴於強大的台灣,相對於此,台灣卻失喪自我戰略定位,究竟是中國突破美國圍堵的東向基地?或是美國遏制中國擴張的堡壘?東亞地緣政治角力的「冷和」賽局,一旦釀成「熱戰」(Hot War),最先受害的恐怕就是台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