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汨羅江底的神話

發佈於 6 月 3, 2014

相傳，戰國時楚人屈原，忠君愛國政績斐然，卻因此受佞人排擠而被楚懷王疏遠，後來更憤而辭官自我流放。得知楚國終為秦國所亡後，屈原在絕望中自投汨羅江而死。民衆爲了紀念他，划著龍舟向江中投下粽子喂魚，以防止屈原的遺體爲餓魚所傷。

筆者不明白，果真要餵魚，爲何要用粽葉把糯米包起來呢？但無論如何，華人乃至東亞文化圈內的人們依然延續著在端午節吃粽子的習俗（當然平時也會吃）。而兩岸四地，也競相辦著龍舟比賽——中國各個城市的公開賽，香港的邀請賽，澳門的國際賽，還有臺北的國際錦標賽。

中國的粽子大致分成南／北方粽，當然還有廣東、廣西等各地不同的風味。台灣的粽子則分成南／北部粽（台灣網民最近還為兩者孰優孰劣爭得不可開交），但大抵算作中國南方粽那一脈。粽子的派系那麽多、傳播那麼廣，必然經歷過一個漫長的過程。古典文學大家聞一多曾經寫過〈端午考〉與〈端午節的歷史教育〉，認爲劃著龍舟向水裡投下粽子的習俗，起源於古時吳越之地的討海人。他從人類學的角度，認為古代吳越人「斷髪紋身」，假扮自己是水神蛟龍之子以求多福，而端午節便是圖騰祭祀的節日，總之，「端午是個龍的節日，它的起源遠在屈原以前——不知道多遠呢！」

千年後，求生已經不難，要追求的是「生得光榮」。圖騰崇拜不再發揮效用，端午節要繼續地吃粽子、划龍舟就需要注入一個新的時代意義，而屈原（或是屈原自沉汨羅江這件事）就擔負起了這個責任。聞一多便說：「但爲這意義著想，哪有比屈原的死更適當的象徵？是誰首先撒的謊，說端午節起於紀念屈原，我佩服他那無上的智慧！端午，以求生始，以爭取生得光榮的死終，這謊中有無限的真！」

於是，千百年來，「屈原的死」一直象徵著忠君愛國，無論那個「國」古今流變了多少回——從楚國到秦國，歷經唐、宋，又被元、清帝國殖民，一直延續到了中國（不論ROC還是PRC）——從戰國，到天下，再到現代民族國家。1944年，孫次舟教授發表〈屈原是「文學弄臣」的發疑：兼答屈原崇拜者〉認為屈原不過是個弄臣，「屈原和懷王有一種超乎尋常君臣的關係」。據說，文章一經發表就受到了無數的口誅筆伐，孫教授遂複作〈屈原討論的最後申辯〉，堅持己見。同樣精熟屈原的聞一多撰文〈屈原問題——敬質孫次舟先生〉，雖則承認「以屈原爲弄臣，是完全正確地指出了一椿歷史事實」，但認為這一點無礙屈原作為反抗者的偉大存在。

屈原究竟為何而死？是因為弄臣失寵失意而死嗎？還是憂國憂民，絕望而死？但更核心的疑問是：屈原為何而死，怎麼就成為了我們所念茲在茲的問題了呢？無論屈原心裡想什麽，我們都無從得知，他為愛人楚懷王而死沒問題，因為盲目的愚忠思想所累亦說得通，因為超越時代局限的反抗意志而死都行，一直在騷動著要個說法的，歸根結底還是後人。

更有甚者，胡適先生曾懷疑過：「我現在不但要問屈原是什麼人，並且要問屈原這個人究竟有沒有？」但說到底，「屈原這個人究竟有沒有」又有什麽關係呢？他活過也好，早已塵歸塵，土歸土；沒活過也罷，後人的記憶到底也不需要那麼一具屍體來佐證。我們所相信、紀念、傳誦的「屈原」與不論存在過與否的那個「屈原」又有何關係？

胡適先生有一句話廣為人知：「歷史是一個任人打扮的小姑娘」，這句話也有一個學術些的版本——Benedetto Croce所說的「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到底，歷史（history）不過是對過去（the past）的論述。歷史和故事的界限模糊不清，一個歷史／故事或許只是過去的一個剖面，也可能是過去在當下的一個投影，甚至，是今人幻想出來的一段關於過去的故事。

念念不忘，必有迴響。1998年杜國威以舞台劇的形式來重新詮釋梁祝（謝君豪與蓋鳴暉分別飾演梁山伯與祝英台）。其中有一個橋段被安排在了端午節前夕——

私塾先生考同學們對《離騷》的解讀，答對的才可以去看龍舟競渡。梁山伯回答說，屈原深愛著楚懷王，是因為失戀而自沉。他是殉情，而不是殉國，「爲什麽我們不能欣賞屈原的勇敢殉情，而一定要將他神化，歌功頌德，冠以天經大義？」但山伯讀的是聖賢書，豈可胡說八道，一派胡言？此一言論引起軒然大波，先生說他妖言惑眾，罰他整晚跪在孔子像前。而下一幕，先生在家對他的妻子坦白：梁山伯講的是事實，但他堅持的是道理。讓山伯講話，社會會變，道德規範要重寫，又如何能再教導學生要忠君愛國呢？

或許，杜國威對屈原的解讀更接近過去的真實，但屈原已然是一個神話。正如Roland Barthes所說：神話是被過度正當化的言談；神話並不隱藏任何事物，它的功能是扭曲。「屈原」被印刻在文化、歷史以及儀式中，在賽龍舟與吃粽子的時候被不斷地請出來供奉，而托神話屈原之口說出的，不過是一句：「殉國偉大」。一個神話，不外乎是一個等待被拆穿的謊言。

杜國威的梁祝裡頭，設定梁山伯為同性戀者，愛的是男兒身的祝英台，無法接受她原為女兒身，悲痛中吐血身亡——正像屈原。1998年上映的舞台劇，加上1989年到1998年每年舉辦的「香港同志電影節」，隱隱中推動了次年香港同志社團請願將端午節改為「同志節」，將屈原尊為華夏的第一位同志——另一個神話的屈原。

另一個常常被提起的例子，當屬岳飛。如果秦檜不過是個鴿派，為免生靈塗炭，那麼鷹派的岳飛何嘗不是割據的軍閥？古代中國歷來有天道循環，北邊的漢人，或許已將金國視作新的正朔，南宋不過是垂死掙扎、失去道統的舊朝。岳飛是愛國、愚忠，還是擁兵自重、戰禍綿延的始作俑者，是無法期待後世歷史給出答案的。明朝重寫元史，搬出岳飛來號召愛國，近現代的國民黨、共產黨建政後也莫不如是，廣設岳飛廟宣揚民族主義。歷史只給出看法，主流的歷史給出社會期待的看法，不過爾耳。而岳飛，任憑你怒髮衝冠，還是生靈塗炭，俱往矣，史書上這個墨印的名字，秦檜跪像前那個金屬的赳赳武夫，又與你何干？

類似的事，一定無窮無盡，只要人類的想像力依然無遠弗屆，那麼歷史與神話終究會彼此糾纏。Foucauldian或會將這樣的例子，套入Power／Knowledge的關係來理解，每一次知識的建構，都免不了是一個賦權、衝突、轉移權力的過程。某程度上，同志平權運動者重現闡釋屈原與梁山伯的過程，亦是為自己的行動賦權；而統治者祭出民族英雄、國家偶像，也是在建構正當性。既有的意識形態與新興的意識形態間，必然會產生拉扯與衝撞。

其實，早期的聞一多在〈讀騷雜記〉中傾向於否定屈原因憂國而死，「說屈原是爲愛國而自殺…，說他的死是屍諫，不簡直是夢囈嗎？」，只有「大一統的帝王下的順民才特別要把屈原擬想成一個忠臣」。那憂國的說法何以占據歷史論述的主流，聞認爲這是將歷史人物偶像化的結果——「一個歷史人物偶像化的程度，往往是與時間成正比的……時間愈久，偶像化的程度愈深，而去事實也愈遠」。將屈原重新送上神壇的，是後期皈依了共產主義理想的聞一多，他特別撰文〈人民的诗人——屈原〉，屈原順理成章地契入了他唯物主義史觀的階級鬥爭分析中，成爲了「生得光榮」最適當的象徵。聞一多的解構，奪了專制皇權的權，他的建構，又賦了共產主義革命的權。終於，國民黨的子彈，奪走了他的命，他的死與死後的他，成爲了中共常常塑造的一個神話——

他成了屈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