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是政治大學台灣史研究的博士生，主要研究範疇是日治以至戰後的台灣政治史、文化史，之前的研究關懷置於台灣民族主義的發展歷程，特別是早期海外台獨運動發展，目前則對1980年代台灣政治、社運、媒體交錯複雜的運作過程深深著迷。學術之外對於社會議題也高度關心，除了「人」的社會運動，也關注動物福利議題。
Lingua，拉丁文的舌頭，英文language(語言)的字源，而語言的作用是對話。《我的青春 我的formosa》作者林莉菁以舌頭割舊縫新的意象表達她對母語被閹除的憤怒，也顯現她對於語言與文化被取代的焦慮。
全書記述獨立卻彼此關連的成長記憶， 試圖拉出一條線性的軸，藉由小女孩成長過程中不斷遭遇的文化衝突與自我辯證敘說政治上的個體覺醒歷程，即「成為台灣人」的歷程。
這過程也像朝聖，只是這行旅艱辛，起初蒙昧，感受到的召喚並不明確，甚至不斷迷失，後來見著一處光亮，便死命的往那裏行去，我們認為我們「發現」過去，「奮鬥」現在，「想像」未來，而聖光在未來。但我們真能見著聖光?
聖光是「新而獨立的國家---台灣」，但新而獨立的國家與國民該是什麼模樣?我們以為要向過去裡尋找，先塑出一個能貫通古今的台灣人原型，可以大聲說我們台灣人就是□□□□，方格裡可以代換的也許是能被清晰辨識的語言例如講福佬話、客家話，也許是模模糊糊的文化性格，例如勤勞、硬頸，但這些都是被篩檢出來做為構築民族原型的元素，篩檢的目的在於這是可以區辨出「我們」和「你們」的差異。
問題是，誰來篩檢?為什麼我們認同這樣的篩檢?過往的事務如此龐雜，我們憑藉什麼畫出一個新座標，從這裡定位自身並以之與他人區別?
除了拉出與外部的差異，構築民族原型更重要的是內部凝聚。產生認同通常訴諸感性，而最能激動人心的總是那些未被撫平的記憶創傷，在台灣，便是二二八與白色恐怖。莉菁在大學所接觸到的台灣史，那些戰前的過去像是溫暖的慰藉懷抱，畢竟跟自己隔了幾代。
但戰後的歷史卻是伸手可及的，這些受難者還在身邊，甚至在1980年代，政治暴力暗殺事件仍時有所聞，林家祖孫(1980)、陳文成(1981)、江南(1984)他們承受暴力的屍身透過媒體不斷重複於閱聽者眼前，而那些加害者還在高位，所幸那時的人相信自己加把勁便可以扭轉時局，眾人索性就捲起衣袖褲管撩下去了。
從那時起，二二八事件公開爭取平反(1987)，政治受難者開始透過少數的學院知識分子與眾多的文史工作者訴說自己的故事。那是現在我們所說的「台派」成形的時刻，社會、政治、文化運動合流衝擊舊政權、舊體制、舊思維。終於這朝聖之路有了眾多同伴一同前行了，但工作成果如何?
從此刻回望，二二八平反運動取得了何種成果?賠償做了，紀念館設了，但當時激動人心的那些靈光還在嗎?每年二二八紀念日之時的「往前看不要向後看，不然就是撕裂族群」的說法與事件元兇到底是誰的爭論為何仍遲遲不休?
而所謂「台派」現在又面臨了哪些問題?也許先問，台派在哪裡?還在社運路上嗎?還在政治圈嗎?還在學院裡?答案也許是肯定的，這些領域都還有活躍的台派，但經過了二三十年的發展，因為取得過政權，所以跟社運圈產生距離了，因為得過又失去政權，所以政治運動的清潔光環髒污了，因為沒能奪下媒體，文化權力也無法取得高位。
本書當然是起造「台灣民族」工程的一環，我們必須先自認為是某個民族才會產生那個民族，這是民族主義最重要的悖論，民族是建構而非天賦的，我們不是「發現」自己是台灣人，而是「選擇」成為台灣人。
因此，朝聖之路的終點並不存在，我們追尋的不是「一個新而獨立的國家」起造完成，這個國家是透過此前、此時、此後眾人的想像與實踐而真實存在，共同體的有機性在此，危險也在此，台灣猶是。
本書更深一層思考或許在於，透過向法文/中文讀者的陳述，證成台灣民族對自己本身歷史的省察能力，並謀思不斷提升整體的公共思考層次，讓我們能夠反身確認，自己做這樣的「選擇」是具有深義的，語言最重要的功用---「對話」也由此有機會發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