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與權力

對於傳統知識觀的人們而言，傅柯的「知識即權力」或「知識／權力」的觀點是相當聳人聽聞的。傅柯的基進性在於他並不是主張知識可以帶來權力，也不是主張權力可以扭曲或壓迫知識，而是認為知識的本質即是權力、權力內在於知識，權力是生產性的，權力無所不在等等。即使這些觀點不易想像與理解，傅柯的論述在台灣的學術和文化界已經耳熟能詳。可是，道德與權力的關係是什麼？似乎很像知識與權力？在台灣還沒有很豐富的討論。

這裏當然無法深入探討道德與權力的關係：究竟道德是權力的工具？還是權力打壓道德？抑或權力內在於道德？不管最終答案如何，道德總是可以被權力用為工具──特別在格外宣揚道德的儒家文化體內──有德者被認為理所當然地應該掌握政治權力。因此儒家發展了一套「道德治理技術」，主導中國自漢代以降兩千年的歷史，創造出中國文化體這個「超穩定結構」（金觀濤語）。

當代台灣民主化不過二十幾年，台灣社會仍然殘留儒家文化的強烈影響，一套為了在民主選舉制度下掌握權力的儒家式道德治理技術也被發展出來，並大行其道。

它的操作方式大致如下：

（1）將道德混同或等同於個人修養。個人修養的目的在於塑造某種特定的人格類型（傳統稱作「君子」、「聖賢」；現代則是「清廉」、「陽光」、「魄力」、「剛正不阿」、「不忮不求」等等特質）。

（3）人格修養意謂治理正當性。人格層級越高者，其治理的正當性就越高──但仍需要公民選舉的背書，然而選舉不過是形式上的正當性而已。

（4）人格外顯成社會形象。要取得選舉的形式正當性，需要進一步透過現代媒體的操作，將人格轉化成社會形象。

（5）進而，社會形象完全可以透過公開行程、宣傳、辯論等媒體操作，還有地方耳語等基層運作來塑造，結果是否真地需要實質人格修養就變得不必要的。目的異化成工具。

（6）最後，在仍然強烈受到儒家影響（又透過教育的強制學習）的社會中，可以輕易地透過民主選舉而掌握權力，再進一步透過政治權力來鞏固這一整套儒家式的政治文化，造出一個民主制度下的「超穩定結構」。

不難看到這套道德治理技術在台灣是個現在進行式，最令人擔憂的是，它是否真會造出一個超穩定結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