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803白T送仲丘」到「818拆政府」的省思

上週日在凱道上的「818拆政府」遊行有約莫兩萬人參與，而「803白T送仲丘」遊行卻有二十五萬人。這是一個值得我們想想，再想想的問題。

首先，為何一個服兵役年輕人的軍中死亡案件，比起一整個社群被強制拆除、夷平的事件更令人義憤、更有號召力？大埔事件裡有年邁的朱阿嬤在走投無路後服毒自盡，以及許多、許多的無辜村民被迫無家可歸，這是一個國家機器暴力罷凌小民的大事件，但在台灣社會所激起的義憤卻相差了十餘倍。這除了和媒體的強勢運作有關以外，也和台灣社會的一些深層結構問題相關。

參與「803白T送仲丘」遊行的群眾裡，一部分是對兵役制度、軍紀與軍法不信任的青年學子、一部分是疼惜自己兄弟、兒子的父母姊妹們，也有一部分是都會中產階級、青壯年男性攜家帶眷抗議，表面上是「為仲丘」抱不平，實際上可能是為自己曾經有過的血淚當兵經驗哀悼。

在上週日凱道「818今天拆大埔，明天拆政府」行動的參與人群裡，超過半數是學生和年輕世代，他們因為對這個社會仍有期待、對這個國家仍有夢想，所以走上街頭。因為各種不同的理由，在電腦螢幕前關切和按讚的人群數量遠超過實際上街頭的人數。

由「台灣農村陣線」和其他反都更團體一起發起的這次活動，主要訴求是「支持土地正義、反迫遷」。可想像的，這不會是一個都會、中產階級熱烈關切的議題。（在這個賺錢辛苦、工時長的時代，週末是要用來返鄉探親、郊外踏青、和在冷氣房上網休閒的，要人們在大熱天裡上街頭，談何容易？！）長年被國家機器冷落、剝削、邊緣化的農村和農民們，一向沒有為自己權益發聲（articulate）的工具（文字、媒體機制、國家機器），他們夾帶著真實艱苦血淚的怨念，早已隨著一場接著一場的政治暴雨，化入了泥濘大地。總統府前的凱道，對他們而言太遙遠，在情感上如此，在實際的政治操作上、在生命存在的狀態上亦是如此。

而專注於如何在資本主義機制中晉升的都會中產階級，忙著存錢買房買車，對於土地正義沒有太大的興趣，對於農地保留、農民權益，就更不必談了。納粹時期德國境內各個群體（共產黨、社會主義者、工會、猶太人、天主教徒、新教徒…），被納粹黨人一步步逼殺的歷史教訓，在台灣很顯然還不是歷史教育和公民意識裡的一環。今日是農村受害，明日，在台北、在都會，當你受害的時候，你期望別人為你站出來嗎？

不可諱言地，任何活動或行動都有檢討和學習的必要，與公眾利益相關的社會運動尤其是。這一點，我相信長期參與實際行動者會比我更同意。

為了讓公民行動的經驗有所累積，我想就「818拆政府」遊行抗議活動，提出兩點反思。

第一，凱道對於近年來的社會抗爭運動的確有著重要的象徵意義，但是818的抗議行動，在那麼大的場子上，號召這樣的一個引起想當多人關注的活動，必須要對出席人數有某種程度的自信。我們不得不承認，就參與人數與規模而言，這次活動的確不太具象徵性和表述性。

比照兩個禮拜前才舉辦的「白襯衫送仲丘」遊行，參與人數的落差著實不小。毫不意外地，這樣的事實會順理成章地被喜好任意詮釋民主意涵的政客們拿來說嘴。他們總愛說：「我們有選票，有民意基礎。上街頭的只是高受挫的少數人…，是聚眾鬧事的意識型態之爭…」，言下之意就是只要有形式上的「多數」當後盾，任何行為都是合法的。這是民粹式民主最大的問題，很不幸地這些年來在台灣屢見不鮮。

在此，公共議題的辯爭已不再基於普世的「情、理」，而是奠基於可被輕易操作的數據和暫時性矇騙的民意。當然，「法」永遠是站在掌握權力者那邊的，這一點我們不需要援引民主思維的創立者（西方啟蒙學家）或後現代理論來說明，已是再清楚不過的了。所以，就這條思路繼續往下推，內政部長李鴻源的「90%沒問題的法令沒有修改的必要」的說法，也就不足為奇了。

第二、群眾運動最大的危險是議題被模糊化，和訴求被臨場發言者偏導。818行動中，插花的抗議群體相當多，活動進行過程中，我已經不知道這個活動的訴求到底是反核、反資本經濟、反國民黨、還是總體概約地，「一切反政府」思維。必須中肯地說，社會運動的進行原本就是困苦艱難的長期消耗戰，各個弱勢團體在策略和行動上的相互支援也是必要的。

但是訴求的模糊、失焦、和轉向，往往是許多社運抗爭行動失敗的主要理由。請問主辦單位如何將「我是單純地來支持土地正義和抗議大埔農民被強行爭地事件，卻不反xx」的群眾留在凱道上？如何讓他們不只全程參與抗議活動，而且在離開凱道時，腦子裡還有著更清晰堅定的支持意志？這個抗議活動做了哪些具體的宣示和行動策略反省，而不只是流於呼口號、以及意志力和體力上的消耗？

是的，我們現在所擁有的是一個運作失能的政府，和空有民主之名，而無民主之實的司法、立法、行政體系。是的，我們的人民在受苦，弱勢者如是，非弱勢者亦然。但確切地要怎麼非暴力拆政府？要怎麼說服廣大群眾願意「跟隨甘地步行250英哩到海邊取鹽」？我們不僅要從長計議，還必須從經驗中學習。